曾经是来自农村的“轮换工”
现在是那些被称为“民工”的务工农民

　　尘肺病占我国职业病发病总数的80%左右，相当于全球除我国外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目前，尘肺病仍是医学的难题，一旦发病，就只有终身服药，靠不间断地用药物来控制病情，延缓恶化的速度，延长病人的寿命。这还是理想的状况，因为这是以患者已经参加工伤保险，能够享受工伤待遇为前提的；而我国一些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轮换用工制度以来，能享此待遇的，已制度性地与尘肺病绝缘。也就是说，有工伤待遇的，一般不患尘肺病；而无工伤待遇的，才患尘肺病。这些人是谁呢？在过去的某个阶段，是来自农村的“轮换工”，现在是那些被称为“农民工”的务工农民。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是同一群体，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由农村基层组织向企业定期轮换，现在是务工农民的个人行为。
　　可想而知，在上述的背景下，尘肺病给患者本人及家属带来的是什么，给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据报道，一些青壮年在离开工矿回到富氧的村庄后，因严重缺氧窒息而亡，一些村民看到不明死因的人多了，以为是中了邪，于是花钱请神汉巫婆驱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中邪，而是患上了一种叫尘肺的职业病。
　　患上尘肺病，活着等于死了，他们中许多人把挣来的钱用来打棺材、造阴宅，他们成了现实人生的旁观者。

承包工程招乡亲，乡亲罹病失人心

　　浙江省泰顺县隧道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益校是泰顺三魁镇战州村的村民，在1993年从沈阳矿务局矿建工程处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矿务局工程处转包到沈（阳）本（溪）公路吴家岭隧道工程后，便于当年11月开始，陆续带着战州村及其他乡镇的同乡共400多人北上辽宁挖隧道。
　　这些能够远赴辽宁打工的农民，与陈益校同村的就有200多人，本村的乡亲，自然是近水楼台；而那些邻村人就不一样，不少人还是托关系送厚礼，才获得了这个外出挣钱的机会。但是，这些求富心切的农民那里能想到，他们百般恳求到的不是致富的路标，而是一张进入地狱之门的门票。
　　这些务工农民在施工中没把浓雾般的粉尘当回事，还把在农田里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越是这样受害越重。因为他们不知道粉尘有什么危险，不知道弥漫在施工现场的是石英岩粉尘，不知道这种粉尘里二氧化硅的含量高达97.6%。这是致人于死地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危害性就连工程的承包者陈益校也不很清楚。因此，他对干式打钻没有严格禁止，以致打钻的时候，干粉就像蒸汽炉放气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在施工紧张阶段，所有的务工农民每天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七八个小时，有的人为了多赚几个钱，还加班加点，并且连最起码最简便的防护用具，防尘口罩都没戴。
　　尽管泰顺县隧道公司也给每一个人发了一个防护口罩，并告知开凿岩石时要带水作业；但因当地气候寒冷，务工农民们都不遵守这项规定，加之公司也一直没有提供盛水的设备。从1993年工程开工到完工的6年中，务工农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挖着隧道。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样一个重点工程，在信息传递速度等于光速的时代，如此野蛮施工，居然长达6年之久，最后导致196人患上矽肺病，而处于潜伏期的还有几百人。沈本高速公路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那些使用这条公路的人，或是在这条公路的运营中受益的人，是否想到应该为修这条公路而患上矽肺病的人以及他们遗孤做点什么？矽肺是尘肺的一种，是严重的职业病。用老百姓的话说，肺变成了一个土疙瘩；患了矽肺病，就等于判了死刑。

丢妻弃子非心狠，金矿粉尘是祸根

　　有报道说，仅山阳县石佛寺乡在陕西省洛南县陈尔金矿打过工的人中，就有约40人患上尘肺病，他们是26岁的周长礼，29岁的王传明，30岁的王书金，33岁的郭启志，33岁的李光春等青壮年农民。在麻庄河村，2000年下半年到2003年间，死人的事接二连三，李光山死了，王锦堂死了，而李光意也把自己的坟修好了。
　　令人难过的是，王锦堂还是服毒自尽的。丢下妻子和三个不懂事的孩子。据王的妻子说，王锦堂走那天，她看到丈夫病情加重，就告诉丈夫她去请医生，可王锦堂说什么也不让她一个人去，硬要叫三个孩子与同她一起去；并说天黑路不好走，她一个人去他不放心。哪里知道半个小时后，当刘明云母子四人带着医生赶回家时，王锦堂已经不行了。
　　王锦堂从1995年起，每逢农闲就去洛南县陈尔金矿打上几个月工，补贴家用。2001年8月，王锦堂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力气干活了，不干活都喘不过气，连走路都成问题。没法子，他的妻子才贷了四五万元的款送他住了医院，可医生的话使他们大失所望，医生说是肺出了治不了的大问题。后来，经商洛市卫生防疫站鉴定，王锦堂得的是Ⅲ期尘肺。
　　王锦堂的病情越来越糟，因为无法正常呼吸，所以连床也下不了。尽管这样，王锦堂还想着要打官司。他说，他得病和陈尔金矿有关；他要和那些同病相怜的务工农友们一起去争取赔偿，维护权益。可是，他怎么又选择了自尽呢？有人说，他是被病折磨得承受不了了。也有人说，他是为孩子和妻子着想，3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他走了，没了拖累，妻子精力就能全用来供孩子上学；所以，他选择死在秋季开学前。人们的猜测也许都有道理，人们把沉重思考融入猜测之中，因为王锦堂们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王锦堂用自己的死去换孩子的学上，但是，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凑到学费，说了好多好话，学校才同意让3个孩子先“蹭”着上一个月课。但这总不是个长久办法。
　　那段时间，蛟沟村的李光成死了，江谋福也死了；瘦得皮包骨的秦吉友是黄泥河村人，才33岁，每天都要坐在自家门槛上打吊针，吊瓶就挂在门框上，其状惨不忍睹。秦吉友在金矿就挣了两万来块钱，这钱都用来治这个治不好的病上了，还欠下5000元的债。

满怀希望把路上，强忍病痛回故乡

　　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郝集村不少青壮年农民去海南省东方县的金矿打工得了矽肺病。但到底有多少人得了这个不治之症，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矽肺病的潜伏期长，又因为存在个体差异，在不同的人身上，潜伏期是不一样的，短的一两年或两三年，长的可达10几年。郝集村不断有人被确诊，也不断有人死去。他们一直想通过打官司寻求赔偿，可是，由于他们一没和老板签合同，不能证明他们到金矿打过工；二没办理过当地的暂住证，这样连证明自己到东方县去过的依据都没有，到哪儿说理去。
　　乔雨算是患者中较为幸运的，因为他的病较轻，目前还是矽肺病初期，他是1988年去海南省东方县的，1998年回来，在那干了10个年头。他说，别看我还能在外东走西走，就以为矽肺病没什么了不起；去看看那些病重的，就知道矽肺病到底有多厉害了。那些病情严重的，就只剩在家中喘气的能力了，李光全就是其中的一个。
　　37岁的李光全被合肥的职业病防治中心诊断为矽肺Ⅲ期。李光全每次到屋后上厕所，三五米的距离要歇两三回，现在就靠输液维生，输完液的空瓶越堆越高。一看到这些，就会触动他的敏感神经，就会使他想到几年前在海南金矿打工的情形。
　　同村的矽肺病人，家庭条件好，负担轻的靠打吊针延寿，条件差的，没钱的就死了。李光全知道他这病是没有希望的。他现在的活动范围就是家里50平方米左右的3间房，走出家门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李光全一家三口，全家的生活来源就靠他一个人在外面挣。可是，自从去海南金矿打工后，身体就不如从前了，感冒不断、咳嗽不止、喘气困难。刚开始的几年，他和村里其他患病的人一样，都当成一般的肺病来治，没曾想到的是越治病情越重；后来，他们相继被确诊为矽肺病，李光全才知道自己已到了人生的尽头。回到家里，李光全什么也不能干，已到了不能自理的程度。洗脸水洗脚水都要别人给打好，饭菜也要送到床前，弄得他妻子哪儿也不能去。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的妻子用家里的一间房开了个洗染店，既方便照顾了李光全，又解决了生活的部分来源。

富氧村庄人缺氧，不堪设想称荒唐

　　坐落在大别山下的河南省商城县朱裴店村，虽不缺优美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但它缺钱。为了钱，这里的人们舍去美丽的家乡和富氧的村庄，来到空气污浊的城市，机器轰鸣的工矿。能够走出大山的人，也算是山里人中的娇娇者，是能人，是敢想敢干的那一种人。可是，就是这些能干人，他们没有几个人能想到，当初身体健康壮实、心中充满希望地离家打工，如今却瘦骨嶙峋地，皮包骨般地带着灰色、黑色，甚至花岗石一样颜色的肺回到大别山。
　　职业病医学专家为这些务工农民们诊断后指出，10年内，绝大多数人将不在人世。即使在家乡山林丰富的负氧离子包围下，他们也会因这种肺功能永久丧失的疾病而缺氧致死。这个大别山下村庄，今后10年乃至20年，最主要的任务是生存，而不可能是发展。因为许多人将陆续与这个山村作别，而且真正的作别，是永别，正如这座大山的名字，“大别”。
　　据有关媒体报道，截至2002年4月，朱裴店就已经有7个年轻的后生因患矽肺病而与他们割舍不下的山村和亲人“大别”。
　　刘心祥的儿子曾在江苏省宜兴伏东镇当轧砂工。1998年，除朱裴店村的人外，河南省商城县在这里从事轧砂的务工农民达200余人；人最多时，小小一个伏东镇竟容下了来自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800多个务工农民。宜兴伏东镇的所有砂厂，没有一个采用国家规定的“湿式作业”，轧砂机一响，粉尘漫天飘扬；没有防尘装置，务工农民每天至少要工作15个小时。2001年10月，正在伏东镇打工的朱裴店人王玉成看到电视里关于矽肺病的报道。他警惕了，自己花钱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矽肺Ⅲ期。
　　患上矽肺的病人，临终症状实际上是窒息，是被活活憋死的。刘心朝的妻子是这样描述他死前情景的：瘦成了人干，不能躺下，只能用手支撑着头趴在床边上，憋得一把一把扯掉头发，虚弱得把身子挪到床上的力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