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标语、《劳动法》在贵州，无论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省会贵阳附近，有两句标语频繁地出现，特别是在学校和乡政府的外墙上，标语的内容是：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初中不毕业，打工不合格。 第一次看到刷在墙上“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的巨大标语时，我非常震惊：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贵州省居然演变为一种外出打工的前提条件。一名初中毕业生能拥有的知识量是不言而喻的，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下，一名普通大学生（法学院学生除外）几乎没有人能在学校生涯中学习到任何法律知识。在这种状态下，贵州外出务工人群对于《劳动法》的了解程度如何，显然并不令人乐观。2003年贵州官方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只有2.5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 《劳动法》，有58.82%的人只是“知道一些”，还有38.66%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劳动法》的存在1。所以，当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权益被侵犯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反抗、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或者是只知道以武力解决问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权益已被侵犯。面对种种可能发生的状况，我们都应不意外。试问：你能要求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知晓与了解一共有13章107条的《劳动法》吗？ 这句标语从另一面也折射出在贵州外出打工年青人的年龄。以中国法定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和7岁上一年级的制度推算，一般人16岁初中毕业，也就是说外出打工年青人的最低年龄应该是16岁，而《劳动法》中的关于童工年龄规定的分水线正好是16岁。对贵州而言，面对全省农民外出务工需求每年大量增长的趋势，当地政府能做到的也就是提倡年青人读完初中再外出打工了。 走访笔记A： 地点：锦屏县，隆里 交通：榕江—黎平—敖市—隆里，班车（油路） 时间：2005年2月6—12日 情况：隆里古城，为旧时汉族迁移至此，军屯，是中国与挪威共建的贵州四个生态博物馆之一，位于山中坝子中间，种植水稻，至今仍是锦屏县主要产粮区。居民住房较好，城外多为砖瓦房和小楼，交通便利，是较为富裕的地区。 谈话记录一： 地点与场景：隆里停车场一楼房间内，老年协会在排练过年时表演的歌舞：走进新时代。 人物：隆里老年协会的老人们（最小50岁左右，最大70多岁，除胡父外全为女性）我 我：阿姨，我帮你抱孩子。（胡姓婆婆背着约有5个月的孩子在跳舞，我抱过孩子） 胡父：这娃娃遭野（可怜）喔！生下来三天妈妈就走了。 我：走了？ 胡父：打工去了啊！才三天就走了，全是奶奶带大的。几乖的，（很乖）又不哭又不闹的。 我：啊！三天啊！那不是月子都没坐？ 胡父：就是，生完了就走了。长这大都没吃过人奶，就是吃奶粉的，磨得死奶奶。（奶奶很辛苦）。 我：在那打工？ 胡父：说是在广东。 孩子是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睁着眼睛看着一群婆婆舞动红扇子。跳完舞，胡婆婆来抱孩子。 我：您孙子生下来三天就跟你了？ 胡婆婆：是啊！ 我：她妈妈怎么不休息时间长点？ 胡婆婆：说是厂里不给假，没得法，生完了就走了。 我：做么事的（做什么工作的）？过年回不回来？ 胡婆婆：搞不清做么事的（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他们也不多说。不回来。 我：一个月拿几多钱啊！ 胡婆婆：千把块吧！ 谈话记录二： 地点：停车场房间 时间：初一晚上11：00左右 场景与人物：火盆边，雷清、雷清同族兄弟、雷清同族兄弟小胡、我 我：你俩是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做什么工作的？在那？ 小胡：我在绣花厂做的。过了年去东莞看看。 我：你在东莞那里？ 小胡：有个朋友在那边，具体还不晓得。 我：你原来在那里做啊？（原来在那里工作？） 小胡：我在广东、福建都做过。年前在福建。 我：看不出你还去过很多地方。 小胡：我都打了快九年工了，东莞、温洲我都做过。 我：你那一年的？不会吧？九年？ 小胡：我80年的，真的快九年了。 我：那你出去早啊，一直在绣花厂做？ 小胡：是啊。 我：你肯定换了好多厂？ 小胡（笑）：是啊，换了好多厂。 我：你为什么换？长期做不好？ 小胡：做得不开心就换了。他妈的有的老板坏得要死，就知道赚钱，把我们不当人。 我：你们签合同吗？ 小胡：不签，我才不签合同，签了就走不了了。 我：劳动合同对你们有利啊，你想走合同是管不了你的，但老板不能无故炒你，炒你要赔你一个月工资的。 小胡：那有这样的合同，那上面都是我要走就要赔多少钱的，我才不签。签了走时要赔好多钱，我看见有人赔过的。 雷清同族兄弟：那有这样的合同，我们都是要赔钱的合同，什么都管的。 我：不签合同对你们不利。 小胡：那也比签了要我走时赔钱好。 我：那你最长一个厂做了多久？ 小胡（笑）：最长，最长做了有半年吧！ 我：那最短的呢？ 小胡（笑）：最短，最短就半天。 雷清同族兄弟（笑）：他一天到晚换，他还打架。打了架不走也不行了。 我：你还打架？为什么打架？ 小胡（笑）：说话不好听呗，把我们不当人呗，烦了就打了。 我：那谁先动手？ 小胡：多数是厂里，有时也是我火上来了先动手的。 我：那打了架什么办？ 雷清同族兄弟：打了就跑呗，不然等着厂里叫保安来抓啊。 我：这样啊，你为什么老是换？做长点不好？ 小胡：我也不想啊，可是做得烦啊。有时加班加得烦死了，有时是太受气了，妈的，老子就不干了，又不是就你一家厂。（笑） 我：有么事好好说不完了，为什么一定要走人？ 小胡：他们（工厂管理人员）才不和你好好说，你不晓得有几坏（很坏）！有时就打起来了，打起来肯定就要走的。 我：那你过了年还去？（是不是还外出打工？） 小胡：过了年我去东莞看看。 我：为什么不去福建了？ 小胡：不想去了，没意思，不好玩。反正工资、吃住都差不多的。东莞有个朋友叫我去，我就先去看看，不行再说。 我：你还是到绣花厂？一般你们拿多少钱？温洲钱高还是东莞钱高？ 小胡：还是绣花厂，工资差不多的，底薪一个月才5、600块。加班加得多了就有1千来块。 与胡婆婆的谈话令我十分的震惊。我国《劳动法》第七章第六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女职工享有不少于90天的产假。居然在广东还存在着没有产假的工厂，而工人也对这一规定毫不知情，面对工厂已触犯法律的行为，她们没有反抗，没有异议，唯有遵照执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一个母亲能扔下刚出生三天的孩子外出务工，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无奈？ 小胡，一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的男孩，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唯有忍受，实在忍受不了就以武力解决问题。而在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他与他的同伴对于《劳动法》可以用完全不知道来形容。劳动合同，已被一些工厂用作压迫工人的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剥削工具，这与我国制定《劳动法》的本意已完全背离。我国《劳动法》第三章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而在小胡所代表的打工群体眼中，劳动合同是一种单方面的、强制性的、不公平的、约束性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接受。在小胡长达九年的打工生涯中他居然没有与一家工厂签订过劳动合同，当然他也从不知道真正的劳动合同的目的是保护他的；他不停地转换工作，从没有一份工作能令他有归属感；工厂管理人员（厂方）的粗暴管理方式亦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小胡与胡婆婆媳妇的遭遇或许只是特例，而从中反映出的现状却令人感到可怕。 二、收入、亲情贵州是喀斯特地貌大省，石漠化严重，岩溶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以上，旱坡地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中低产田土占80%以上；耕地仅占总面积的12%，人均耕地0.76亩，林地1.85亩2。加上大部分地区交通困难，大山深处的村子的人们除了农田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其它收入来源，很多地区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下。2004年贵州政府公布全年预计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21.55元。3但在很多地方，人均年收入为300元甚至更低4。在这种情况下，外出务工无疑是一条最简单的生财之道。在贵州的山村，几乎看不到青壮年，满村都是孩子和老人。如果要问年青人都去了那里，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外出打工了。在贵州，外出打工已是贵州农民主要的增收来源之一。据贵州省邮政部门统计：2003年贵州省农民从省外汇回现金达55.5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4.7%，净增7.1亿元。5在增长收入的同时，我们的外出务工者除了背井离乡之外还付出了什么呢？以下的笔记或能反映出来。 走访笔记B 地点：黄平县，重安江镇重兴乡富桐村、枫香大寨（上、下枫香寨） 交通：凯里有班车至重安江镇，重安江可搭货车到重兴乡，重兴距富桐约有5公里山路，满是泥泞，每天清晨有一班班车，其余时间需步行进入。富桐至上、下枫香为两山对望，公里不详，整体感觉，交通不便。 时间：2005年1月2—4日 情况：枫香大寨是最大的革族（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五个寨子组成，居民房屋分布在半山至山顶。我一共住了三天，只见到过几个年青人（40岁以下），全部是孩子和老人。在上下枫香，只有学校是新修的三层楼，居民全部都是木质房屋。种植水稻为主，贵州扶贫项目组在枫香建立了饮水工程，通过胶管将山泉水引入每个居民家中。 在上枫香一家居民家门中我和大婶的谈话如下： 我：您家里其它人呢？ 大婶：出去打工了。 我：在那打工呢？ 大婶：温州。 我：做什么工作？ 大婶：在鞋厂做。 我：具体做什么？ 大婶：不知道 我：一个月多少钱？ 大婶：七八百元（净留）吧，比在家强。 我：为什么不去广东呢？ 大婶：原来在东莞，后来孩子说温州那边条件好一些，就去温州了。 我：这孩子是您孙子吧？（客厅里有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和一个老人） 大婶：是女儿的，外孙。她两口子出去打工了，孩子我帮着带。 我：你家刚新修过房子？（地上刚铺了地砖） 大婶：是啊，过年我家接媳妇，你看？刚买回来的（指堂屋里的洗衣机和冰柜）。 我：恭喜，媳妇是那的啊？ 大婶：还不知道呢，儿子过两天带回来。几年都没回来了，说是厂里不放假，又说买不到票，今年（腊月）27才能出发，不晓得几时到得了（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到家）。 外出务工人员外出打工的目的多种多样，有官方问卷调查资料显示：40.10%的农民外出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也有生活困难的，19.8%的农民外出务工是为了养家糊口；有18.81%的农民是为了子女上学5。在走访中，“出去见世面”、“外面好玩”几乎就是年青人对于为什么要外出打工的最不假思索的回答；“赚钱养家”、“赚钱盖房”、“赚钱供孩子读书”是已成家的外出打工者较多提到的；对于更多的年青人而言，走出大山，走进城市，见识另一种生活方式才是更吸引他们的理由。 在年青人眼中，外出打工甚至变成了一种时髦，能赚回外面的钱是令他们自豪的。同样，家里人也因为每年寄回家的钱，或是为家中添制了家电（电视、洗衣机或电冰箱）而为外出打工的孩子们自豪。在村子里，外出找工赚到钱盖了新房的人家被认为是能人，如果能带回外面的媳妇那更令村民羡慕。但是外出务工人员在务工地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其家人并不了解情况，如上文中的大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具体在做什么工作，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以至于连儿子要回来结婚时她对媳妇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外出务工人员与其家庭的感情关联令人忧心，中国人的亲情观念已被外出务工所渐渐淡化，虽然这种淡化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却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另外在贵州的山村里，一个村子如果只有16岁以下的孩子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当地生活，这现象丝毫不奇怪，整个村子的青壮年全部外出务工十分常见。抛开外出务工的目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相当令人担扰，那就是外出务工已对当地居民的年龄构成形成了一个断层，而这个断层对于当地文化的承前启后、对于发展当地经济的影响又是至关重要的。 三、招聘、民工荒贵州农民外出务工已有近多年历史，中国东部一直是他们外出务工的重点地区，但现在对于目的地的选择已悄然改变。2003年贵州省统计局问卷调查资料显示：65.72%的人外出务工到东部地区，其中到浙江省打工的比例为33.33%，到广东省的为13.33%。5这一数据已强有力的显示了到浙江与广东务工人数的差距之大。今年不断有媒体报道广东“民工荒”的状况，而广东省今年也第一次取消了春节后一月不招工的政策。真有“民工荒”吗？工厂的老板们又采取了那些对策呢？以下记录可窥其一斑。 走访笔记C 地点：贵阳，高坡甲定村 交通：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高坡乡—甲定村，班车。 时间：2005年1月30日 情况：交通较为便利，有班车（中巴）进出。农田少，很多田都是在石头缝里开出来的（我见到的最小一块田里只种了两颗蚕豆苗）。居民不多，为苗族（背船苗）。村子依山而建，房屋有少量砖瓦房，但大多数还是木质房屋。我在路过村口时，一处还未完工的砖房的外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的纸，它的内容如下： 招聘：我公司为香港精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享有国际制造名城之称的广东省东莞市，食宿条件优（一日四餐，包吃包住）月平均工资600—1000元，条件符合者另有全勤奖，现因公司扩大生产，急招男女普工一批。要求：16—35周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安排，名额有限，有意者请于大年初五前来报名，联系人：甲定村六组王涌（小香），手机：13078527929。 回到深圳后通过网络查到精彩实业公司资料：精彩实业公司，广东省东莞市厚街白濠工业区。6高坡乡介绍：全乡人均全年收入在300元左右4。（甲定村是高坡乡下面一个村） 从上述招聘启示中，可以看出：1、招工年龄已悄然放宽。招聘年龄已被放宽至35岁，而三年前这个年龄肯定要被工厂拒之门外；2、最低工资已大大提高。招聘中写明工资为600—1000元，精彩实业公司在东莞厚街白濠工业区，2004年东莞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显然该启示中的最低工资已超出务工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3、此招聘充分显示出贵州农民外出务工的方式还是靠老乡或是熟人带领，这与十年前的模式基本一致；4、从家乡带人到工厂，厂方会按人数给员工介绍费或是奖金，这笔钱在50—100元左右，这已是工厂招工的公开手段。以上四点均显示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广东工厂缺人。老板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来吸引工人前来，比如这个招聘启示中就增加了工资待遇、食宿条件，并且利用奖金形式吸引返乡员工进行招聘。 同样在走访中，频频被提到的打工地点不是东莞，而是温州、宁波、福建、上海。当问及为什么不选择广东时，回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广东加班太厉害了，受不了”、“广东工资太低了”、“温州工厂条件好一点”、“宁波条件好一些”。但以上并不是全部的理由。以走访笔记A中小胡为例，他在温州和东莞都工作过，他认为两地工厂条件（吃住）都差不多，工资相差不大（100—200元），他换工作的理由是：做得不开心、老板（管理者）不把我们当人看。由此可见，在其它条件相同或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工厂企业对于务工者的尊重和人性化的管理已是相当迫切的一个问题。 四、了解、支持我去贵州，并不是专门为了走访外出务工人员而去的。最初是因为贵州的山水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我，而在旅行的途中，不经意的一次次聊天，居然从没有离开过“打工”这个词。 在工作地，外来劳工总是备受指责，备受争议，他们是外来者，总显得茫然错失，弱小无依，与他们交谈会发现他们很难信任一个陌生人，他们的戒备来源于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不公。而在于他们的家乡，他们却是那样的自然真实，能直接地、毫不掩饰将自己的现状向我诉说。这两种态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极端的，在他们的家乡，我触摸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作为一个从事劳工研究的NGO工作人员，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了解外来工人的。因为毕竟在工作中我接触过大量的劳工，我的研究与帮助对象也几乎都是工人。曾经的我以为自己知道工人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而此次走访我却一次次无言，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今天的外出务工者，我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又需要怎么样的保护和尊重？什么样的支持是他们所需要的？什么样的支持方式才是可持续的？ 1、贵州省统计信息网：2004年西部快讯第11期。http://www.gz.stats.gov.cn/index2.php# 2、王明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贵州省农业发展的思考》http://report.drc.gov.cn/drcnet/series.nsf/0/da666499e49b08a7482569a50023d6f9?OpenDocument 3、贵州省统计信息网：《2004年12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http://www.gz.stats.gov.cn 4、资料来源http://www.cyberbees.org/blog/archives/003631.html 5、贵州省统计信息网：2004年西部快讯第11期。http://www.gz.stats.gov.cn/index2.php# 6、http://data1.ccn.mofcom.gov.cn/pls/wdat/a_shangbao.query_area?p_areacod=08&p_ordertime=200301&p_page=461） 注：感谢作者赐稿。本文英文版已于2005年3月发表在《CSR-ASIA WEEK 11》，题目为《Going to Guizhou：Some thoughts on migrant workers》。网址：http://www.csr-asia.com/upload/CSR%20Asia%20Vol%201%20Week%201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