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浮华的城市，一群倒下的男人，一个坍塌的乡村

　　17、18世纪，欧洲的许多城市手工工场逐渐向大机器工业转变，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措施，出现了许多职业病。

　　当时，意大利医学家、职业病和工业卫生学先驱拉马齐尼深入各地调查，写成《论工匠的疾病》一书。书中分析了包括矿工在内的52种不同职业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尘对肺的影响，提出在灰尘多的行业工作要掩口鼻等。

　　1700年马氏《论工匠的疾病》一书的发表，作为标志性事件记入世界医学之大事记。

　　300年后，中国湖南耒阳一处偏僻乡村，陆续有人因为“肺炎”、“肺结核”而溘然早逝，这些人一个共同的人生经历是：他们在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深圳的建筑工地上，做过数年到十多年不等的风钻工。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死亡之旅：一个乡村的致富路

　　徐术忠死了。

　　这是近几年来，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英年早逝的第11个男人。

　　9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赴湖南耒阳导子乡双喜村11组采访，从乡亲们口里听到了徐术忠的噩耗。“他死了，今天上午下葬的。”尽管20天前，记者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见到徐时，他已骨瘦如柴，但一切还是令人十分惊愕。

　　深圳——导子乡，人间——天国，时空变幻，世事无常。

　　世间已无徐术忠

　　徐术忠化作一捧黄土，永远住在了家乡的一处山坡上，再也不必经受气喘胸痛的折磨，撇下他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

　　8月20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某病房13号病床。35岁的徐术忠，乍看上去有点老态龙钟。但细察之下，却发现时光并没有在他干瘦的脸上刻下太多岁月的印记，病弱之身，反而流露出几分稚气，不免让人心生恻隐。

　　这与记者进病房之前，病友所描述的“形同骷髅”、“令人发怵”，似乎略有出入。

　　他弯腿坐在床上，鼻子里插着青绿色的氧气管，下颌低垂，一脸的平静中，透露出一丝凄然。十多分钟前，护士刚刚给他的右手做过动脉注射，他就这样一直用左手压着棉签，举止迟滞，神情木然，眼神定格在空中某个虚无的地方。

　　午餐时间到了，桌上的水果和汤饭静静地放着。“前两天还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有一种厌食的感觉。”偏偏又患上了感冒的徐术忠，喉咙发出微弱声音，像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与他同房的病友老乡也毫无胃口。来深圳这些日子，他们的身体一天天加速消瘦下去。

　　就在前一天晚上9点05分，同村的徐泽志在深圳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倒在了向这个世界追讨生命补偿的路上。

　　医院外面，还有一些同乡奔波在旅馆、劳动局、市政府之间的路途上，为挽回与补偿150多名乡亲血泪和生命的付出，做最后的努力。3个多月来，他们在这座曾经拼搏过的城市里，经历了奔走请愿、雨中静坐，以及同乡生命突然流逝的种种无助与哀痛。

　　湖南耒阳尘肺病农民工深圳维权之路，走到了最艰难时刻。大多数感到绝望的同乡们，已陆续返回老家，留下来的二三十人在深圳坂田镇一个叫扬名酒店的小旅馆里，等待越来越渺茫的转机。

　　记者探访徐术忠的几天后，最后一批耒阳尘肺病工友纷纷撤走，10多名住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重症患者也办理了出院手续，徐术忠即是其中之一。

　　拔掉氧气管，呼吸到家乡的清新空气，徐术忠的病情并没有好转。经历深圳3个多月的折腾劳碌，他的生命像抓不住的自由落体一样迅速滑落。回家后第十日，他不堪负累的肺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得到了永远的解脱。

　　致富路与“尘肺病”

　　1989年到1990年之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等人，相继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深圳谋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份赚钱的活——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

　　几乎同时到深圳的村民贺七国还清楚记得，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得到这份“好工作”的经过。

　　“最早我是在深圳关外做护路工，一天大约能挣10多块钱，后来给筑路工地搞爆破，一天大约能挣20~30元钱，”贺七国说，“直到有一天，一个四川的打工者跟我说，介绍一份好工作给我，一天能挣80来块钱。”这就是后来让导子乡的男人们趋之若鹜的“风钻工”。他们干的活儿，就是在深达几十米的花岗岩地层下，用钻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桩孔，用来灌注水泥打地基。

　　1991年5月，31岁的徐志辉卖掉家里的一头猪，换回140元钱。他给家里留了40元，让妻子去买猪崽，剩下的100元钱，他分成2份，借给邻居徐龙古50元，自己揣50元，两人一起踏上前往深圳的旅程。

　　1996年3月，经过老乡介绍，徐术忠也成为深圳某工地的一名风钻工，直到2000年8月份回家结婚。

　　颇让人羡慕的高工资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导子乡的男人们，“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人均每年数万元的收入，让偏僻的乡村建上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

　　风钻工的日子“暗无天日”，几十米深的井下，需要200瓦的灯泡才能看到东西。工友们上来时人都不像人了，全身都是灰尘，只看见两只眼睛在转。但收入很可观，虽然活脏一点、累一点，大家还是认了。

　　即使后来陆续发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楼，仍流露出一份自豪。据工友们说，他们在深圳做过大约300多个工地，“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深圳的电视报纸办公楼，几乎都是我们干出来的。”

　　但早在1999年，徐志辉就注意到，一些从事风钻作业年头较长的同乡开始染上“肺炎”，很容易气喘吁吁，不停的咳嗽、咳痰。

　　2002年，徐志辉发现自己也染上了“肺炎”，医院拍片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他不敢再去做风钻工，转为在工地上收发炸药。同时，他感到自己爬坡、上楼梯，或者干稍微重一点的活时，都会有些喘不过气。从这一年开始，双喜村11组陆续有人因“肺炎”、“肺结核”去世。

　　2003年，徐瑞乃到耒阳城里治疗肺病时，医生得知他以前干过风钻工，告诉他得了一种职业病——尘肺病。这是村民们首次从比较确切的渠道知道自己的“肺病”在医学上的确切名称。

　　截至今年5月他们集体赴深圳“讨说法”之前，仅这个小组就先后有10个同乡因尘肺病而亡，成为当地有名的“寡妇村”。

　　悲情“寡妇村”

　　9月8日，记者从耒阳市区驱车去37公里外的导子乡采访，一路上山峦起伏，郁郁葱葱，抵达导子乡时正值午后，灿烂的阳光下，这个秀美的乡村跟别处并无不同。

　　但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进村道路两旁的树丛中，四处飘零着新旧不一的纸钱，一丝萧瑟与凄凉弥漫在空气之中。

　　双喜村11组的徐龙古，是较早到深圳做风钻工的人之一。上班不久，他就当上了工长，后来还成为小包工头。1995年，他的妹夫、家住相邻的洞中村的倪桂生也随他南下“淘金”，一干就是五六年。现在，倪桂生在家养病，连丈母娘家里也不能常去了——自从发病后，羸弱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他爬好几里的山路了。

　　而他的大舅子徐龙古，已于2006年农历九月初六死于家中。徐龙古的弟弟徐益龙也死于同样症状的肺病。徐益龙的妻子刘美秀说，1994年起，丈夫就开始有了胸闷的症状，以前一直都当小病在看，“他死的时候不能呼吸，表情很痛苦。”

　　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三十来户人家。据村民说，村里只有10户左右家庭的男人没有去深圳打风钻，去了的20多户中，已有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男人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Ⅱ期1个，Ⅰ期3个。

　　最为悲惨的是老人王翠兰，今年73岁，5个儿子有4个已死亡（其中三个疑似死于尘肺病），仅存的一个儿子因做过一段时间小包工头，欠了一些外债不敢回家，也没有去诊断是否得了病。但村民说，“他做的时间并不短，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老人的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亦撒手归天；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中国南方遭遇大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据称走的时候“又冷又痛，死时瘦得吓人”。

　　最近几年，这个不幸的村庄几乎每年都有1~2个曾当过风钻工的青壮年男人病逝，“不少是兄弟俩一前一后的走。”

　　贺七国的妻子在家门口拌河沙，即便是这种轻活，她的男人也无法帮上他，他的病情已经到了Ⅲ期，“男人们走了，女人干不动地里的活。村里200亩出头的农田，现在大概有70~80亩已经被荒废了”。

　　年轻一点的徐小斌今年32岁，他是徐瑞宝的侄子，被诊断为尘肺Ⅰ+ 期。前几天从深圳回来，他发现自家的几间土砖房子被别人的货车撞倒了，由于村里几乎没什么人在家，又是晚上，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他唯有不顾病情，修建新的房屋。

　　2008年，双喜11组的男人们安然度过了365天，被村里的人庆幸地称为“平安年”。直到最近，徐术忠妻儿老母的悲哭声，再次打破村庄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