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912年的保险运动和伤病互助会
·附录：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关于保险运动
我从牢监里出来不久，就参加了当时在彼得堡所发生的保险运动，从1913年秋季起就担任什图德尔工厂伤病互助会的秘书工作。俄国没有真正保护工人利益、不受厂主侵犯的工厂法。虽有几种“法令”和“条例”，但实质上都是保护厂主的利益、防止工人侵犯的，而不是保护工人的利益、防止厂主侵犯的。
在工作时间方面非常紊乱，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小工厂里，厂主能随便强迫工人工作。真的，在大工厂里，根据工业章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半，而在星期六和节日前的一天不能超过10小时，但额外的工作使这种制度也等于零。
关于手工业作坊中职工们的工作时间，在上述的工业章程中说，手工业作坊虽不属于工厂检查之列，但它的工作，每一昼夜亦不能超过12小时，同时在这个时间以内，还必须给工人一点休息时间。季节性的生产，工作时间达14小时。
1906年11月15日和1907年9月12日的法令规定店员和其他工商人员的工作时间，每日由12小时到14小时。
至于说到工人和职员残废后享受救济金的权利问题，那么那时的法令只是说到少数的工厂企业。同时也只是临时发一次很少的救济金。关于工人灾祸保险的固定法令，—般说来，当时是没有的。
“工人问题”在群众性的革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1912年国家杜马提出了工人保险法案，或所谓“工人疾病保险”法案。社会民主党当时激烈地批评了这个法案，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当然它的草案是被否决了。工人保险法案在杜马通过后，于1912年6月23日由政府采纳。
根据这个法案，俄国第一次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不是对全体工人群众都尽义务的。例如小厂的工人就不一定享受到这种保险。工人在20人以上30人以下的企业，也只有用蒸汽锅炉、电力发动机或其他发动机工作的企业，才能参加伤病互助会。
因此，当时在俄国的约1,300万雇佣工人和职员中，根据那时的统计，约1,000万无产者是与义务保险不相干的。
这个法令规定，仿效德国的榜样成立伤病互助会。互助费须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同时每扣工人的3个戈比，厂主也须添加2个戈比。
设立伤病互助会的企业，工人须在200人以上，同时比较小的企业须联合成立总的伤病互助会。
业务管理由厂主和工人负责，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工人的代表应多一票。政府不得不在法令中定出这么一条，是因为由工人方面扣除的会费比厂主交的会费多些。
厂主的代表，通常由对厂主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有时是警察。工人的代表在工人的大会上选举，但这个大会，依法不是由全体工人参加，而只是由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参加，并且这些代表不能超过100人。厂主们也可参加大会。而且工人们每有三票，他们就有两票。大会主席由厂主或他的代表担任。有时厂主想表示一下他的“诚实”，放弃了这种“权利”，这时主席就由大会选举，但这确实是少有的。在伤病互助会理事会中也是这种情形。救济金是发给会里生病、受伤、生育和死亡的会员。
各省为对伤病互助会进行总的管理和领导，依法成立了省的保险委员会，委员为省长1人、官吏7人、地方自治会的代表2人、市社局的代表1人、厂主的代表2人、工人代表只有2人。
保险总会为最高机关，其委员是：工商部长1人，官员15人，彼得堡市杜马代表1人，彼得堡地方自治会代表1人、厂主代表5人，工人代表也只有5人。
起初，在极“左的”革命分子中间发出了必须抵制这种法令的呼声。布尔什维克立刻站在明确的立场上。我们党认为这个法令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同时认为必须积极参加保险运动和利用它来达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目的。
1912年12月在克拉科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党工作人员的会议上，通过了下列的关于保险运动的决议：
“必须对政府和资本家强迫工人不经工人大会通过而暗中选出参加伤病互助会的全权代表的企图，进行员坚决的和齐心协力的斗争。
工人应该到处以事后呈报的方法来争取举行集会，以便预先推定合乎他们愿望的全权代表候选人。
工人应该举行革命性的群众大会，以抗议那些随保险法的施行而来的暴行和侮辱。
在一切场合下，都必须预先从最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当中拟定全权代表候选人的工人名单，并且在举行任何集会都办不到的地方也要齐心一致地通过这个名单。
会议认为抵制全权代表的选举是不适宜的和有害的。资本家目前主要是在致力于不使工人建立工厂中的某些无产阶级的细胞组织（工人伤病互助会就是这种应当建立的细胞组织）。抵制行动在目前会使工人分散，并只会对资本家的上述计谋有利。
一切有关实施保险问题的鼓动，必须与关于沙皇机关全部实际情况的说明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同时要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革命要求”。[1]
尽管在1912年6月23日早已通过了保险法，但彼得堡的第一个伤病互助会只是到了1913年3月31日才在涅夫斯基关外的硬脂厂开始成立。该厂的行政方面和工商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互助会的成立大会。接到了工商部部长和国会若干委员的贺电。工商部工业司司长李特维诺夫—法林斯基、保险法的倡议者在成立大会上致了祝词，他在祝词中说：“伤病互助会成立后，俄国工人生活的新纪元开始了，工人伤病时可怕的物质困难情形，从今是大大减轻了。”
一个工人起来回答了李特维诺夫—法林斯基，他说，工人不希望这个法令带来救济，他们参加伤病互助会只是想为自己的未来展开斗争。
演说完毕后，行政上邀请工人吃饭，当然，工人们是拒绝了。
彼得堡的另一个伤病互助会是于1913年秋季在什图德尔锯木厂成立的。这个厂的工人们提议我做他们的秘书。
当我到工厂时，他们把我领到办公大楼二层楼上为伤病互助会准备的房子里。不久就召集互助会劳资双方的理事们开会。
理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由工人选举的3个人是波格丹诺夫、安得留申和舒米洛夫，由厂主委派（人们叫他们为委任官）的两个人是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和会计主任艾伯尔林。理事会开会了。在会上除讨论其他组织问题题外，还决定请我担任秘书的职务。厂主的代表们提议由他们的走狗来担任，反对我为候选人，但因理事会的工人代表坚决主张提我，于是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放弃了表决权。这样，我就被确定为秘书。
第二天我开始经管账目，整理会议记录和清点该厂工人和厂主交来的会费。
在什图德尔工厂的工人只有800出头，所以用不着请专门的会计，而是由我一个人兼管银钱出纳事宜。几乎在每次会议上解决理事会劳资双方代表之间的各种问题时，都会发生激烈的争论。资方代表常常因为自己力量薄弱退出了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会议。有一次，按期取款时，我对厂主说过，他派到理事会的代表对我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什图德尔答应我以后“劝告”他的忠实的奴仆，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见改正。
在彼得堡的其他工厂也逐渐成立了伤病互助会。但随着互助会的成立，厂主与工人之间因争夺伤病互助会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也激烈起来了。关于秘书一职，即关于互助会的实际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事会的工人们利用白己在理事会占多数的情况，决定聘请自己的人做秘书，厂主的代表则通常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为这件事的斗争常常闹到决裂的地步。
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杂志“保险问题”写道：“职员应该合于什么要求并且到哪里去找适当的职员呢？首先，伤病互助会的职员，就自己的信仰说，应该是站在阶级的观点（因书报检查和保守秘密关系，杂志不能提出党性——著者注。）上的，应好好地研究工人运动问题的。很明显，单使互助会的秘书懂得一些簿记和保险法是不够的。厂主和工厂检查员也是知道保险法的，但是工人们并不能依靠这些先生们去办自己的事。
伤病互助会的职员首先必须是政治上成熟和对工人事业绝对忠实的人。他不仅应成为保险家，而且每每就是工人的活动家。”[2]
由于社会革命党抵制伤病互助会，所以各政党之间为在互助会里扩大影响的斗争，主要是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政府关于工人保险的这种小恩小惠的法令，孟什维克已经心满意足了。孟什维克一方面企图保证自己在某些伤病互助会中的领导，另方面却不像我们党这样地提出革命的任务，而是要在那里同厂主进行“有效的”合作。他们为了在工人的保险问题上实现自己的妥协政策，就拼命使伤病互助会的秘书成为他们自己的同志，但他们只在彼得堡很少的工厂中达到了这个目的。真的，在初期，孟什维克得到了这种优先权，因为他们队伍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是对这种工作有必要的知识的。但不久，秘书工作开始由搞文化教育运动和职工运动的人们来担任了，于是孟什维克就日益不能使他们的人再担任伤病互助会的秘书了。尤其是我们早先组织的办事员工会已从自自己的队伍中提拔出许多伤病互助会的工作人员。
伤病互助会是工厂中的工人支部，吸引了许多进步的工人。凡布尔什维克担任秘书的地方，都进行了党的工作。党组织通过伤病互助会与工厂中最进步和最可靠的工人建立了联系，逐步地吸收他们加入了党。
工人需要弄明白各政党之间现存的分歧，因之非常重要的是要秘书能向工人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当然，这就提高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
政府开办伤病互助会的目的，是想软化工人和调和他们与厂主之间的利益，仍不久就看出，结果完全相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保险运动逐渐表现出群众性的，乃至于革命的性质。
有一次，在一个激烈的会议上，厂主的代表们——会计艾伯尔林和厂长格罗奇尼柯夫——因为对疾病救济金的数目和发放的手续问题表示不同意而赌气地站起来走了，声明他们以后再也不参加理事会的会议了。显然，我们很高兴他们走，因为只要工人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就够法定人数。我们将来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同厂主的奴才们作无益的争辩。但这次会议以后，在工厂的大门口，甚至在工厂里面常常出现形迹可疑的人，这些人不论他们伪装得怎样好，但一看就知道是干哪能一“行”的，用不着特别费脑子去想。
工人们常常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谈谈”。但我们发现有人注意我们后，为了避免警察的袭击起见，就劝同志们没有特别要事暂时不要多到伤病互助会来。
行政上因不知道我的详细情况，坚决要我把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这种要求的真正目的。当然，我拒绝了他们。事后调查清楚，我的这些情况是警察分局需要知道的，因此警察分局最后决定派副局长到伤病互助会的会址来亲自问我。
当警察局副局长进伤病互助会的办公室时，我正拿着一个名单给工人们发放伤病救济金。他客气地要我为他挤出几分钟时间来告诉他一些他所要了解的情况。我回答他说，我现在正在忙着，没有空和他谈话，同时我马上指出，我认为他在法定的办公时间来伤病互助会办公室是违反了警规，干涉伤病互助会的内政。
但警察局分局长更加坚决地要我停止发钱，要我把他要问的情况先告诉他。我为避免麻烦，说出了我的名字、父名和住址。
这一幕让工人们看到了，他们回到车间里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我们的同志们。这件事过去没有好久，马上就来了几个最积极的工人，他们说这是会计艾伯尔林捣的鬼。我明白，如果对这件事不搞出个结果来，那末以后警察可能更加无理地进行干涉。所以我就提议工人们停止工作，大家都到工厂账房间找艾伯尔林出来讲活，同时警告厂主如再有这种现象发生，一定要采取更坚决的手段。对这个问题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我的提议通过了。
午饭休息前半个钟头，约有800个工人停止工作，一齐到工厂账房间跟前。从群众中可听到这样忿怒的叫声：“艾伯尔林给我们出来，艾伯尔林！”
为了进行谈判，工人们推出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代表团要求艾伯尔林出来向全体工人讲一讲他捣乱的道理。
——用独轮车推他走，丢到护城河里去。你忘记1905年从厂里推你走的事了！[3]——工人发出这样的吼声。
艾伯尔林听到账房跟前的闹声和指名骂他的声音，吓得不敢到院子里来。少顷，厂主什图德尔亲自出来了。他愁眉苦脸地要求工人们饶恕他。代表们向什图德尔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要求他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纠纷，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厂里以后不发生类似的告密行为。工人们声明：“我们聘请了我们的秘书，我们就要用我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保护他，直至罢工为止，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秘书被逮捕了，那末一切责任都要艾伯尔林自负。”
什图德尔回答说，他没有叫他的管理人员告密的意思，但假如有过这种事情的活，那末今后他可保证决不再犯。
——至于逮捕秘书的可能性，那末我认为这是不会的——什图德尔在结束时说。
这样提出保证后，工人们就开始散了。
翌日，我见到管理人员时，大家对我殷勤起来了。艾伯尔林非常客气，所有为伤病互助会要求的事，都无条件地照办了。
有一次，会员大会开会前，那个副警察局长又到伤病互助会办公室里来了，他要求我不要在大会上讲话，只照着正式的报告读一下。我们决定对警察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在报纸上呼吁。人家推我把这件事的通讯送到“保险问题”杂志。这个通讯发表了。
杂志编辑部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警察局副局长”。文章中说：“该区分局长干涉彼得堡什图德尔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由下面所载的通讯知道，上述的警察局分局长曾两次跑到伤病互助会理事会的办公室调查互助会秘书的身份，最后并且说，在今天的大会上，如伤病互助会的秘书不在那里讲话而只是照理事会的报告读一下，才能允许他出席大会。”[4]其次文章中又说，警察依据1912年6月23日的法令，甚至可以勒令大会散会、但他没有任何权力监视理事会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保证我们经常不受警察方面的专横暴戾。已经使我造成一种很难再指望长期的自由自在的情况了。但这是在当时所不应多想的，因为我猜不到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又会请我尝铁窗风味，同时尝铁窗风味的时间又有多久。
那时正是社会政治生活非常活跃和到处需要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所以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活动仅限于参加保险运动和工厂伤病互助会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也是重要的。我又开始到纳尔维区的文化教育协会“教育社”和办事员工会工作了。
我邀请几个在斯巴斯克监狱一道住过的难友、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参加教育社的工作。他们也拉我参加学生的工作，因为那时在学生中正为教育部长卡索的反动行为发生风湖。这位大亨，在部长任内，以对中小学的若干反动措施而闻名，他解聘了高等学校的许多进步的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大学者在内，而以不学无术的反动分子来代替他们。
1913年秋季，彼得堡医学院的学生因反对卡索的反动措施和大学生要穿军服、佩短剑的规定而发生了罢课。学生当中的民主分子为表示抗议，宣布罢课，拒绝穿军服。但在医学院读书的资产阶级子女，或当时所谓的“白衫党”都洋洋得意，夸耀他们穿的新制服和腰间佩的短剑。学生们把“白衫党”从自己的队伍中逐出，撕掉了他们的肩章、抢走了短剑，因此常常为这件事打架。
有一次，我偶然参加了学生的一个晚会。参加这个晚会的有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和伯斯图什夫斯克高级女校的学生。在这个晚会上，在舞蹈的许多节目中还插着朗诵和合唱，同时朗诵的诗和合唱的曲子是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最流行的：“我坐在湿牢的铁窗旁边”、“听罢”、“晚钟”、“船夫曲”、“指给我这幢房子”等等。晚会正在大厅里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来了10—12个医学院的穿着崭新的礼服、佩着肩章，腰间挎着短剑的“白衫党”。我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要出什么事了……果然原先坐着的人们，连女学生们在内，马上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齐喊“白衫党滚出去！”大家集合起来把这些不速之客推出了大厅。吵声由近而远，一会儿吵到楼梯上，其后又从楼梯上闹到院里去了。人们在他们背后用套鞋和泥块打他们。可以想得到，这次事件以后，他们的时髦服装和肩章大概是变成什么样子了。
有一次在星期天，我偶尔到了瓦西里耶夫斯克岛上的剧场，那里已由市长批准邀请前“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名的什里塞尔狱的囚犯尼•阿•莫洛索夫做科学讲演（题目我忘记了）。我到的时候，剧场里已挤满了人，多半是男女学生。大家都兴奋地等候讲演人。大家一看见莫洛索夫登上讲台，全场不由得欢声雷动，掌声四起，致使莫洛索夫很久很久不能讲一句话。他默默地站着，会心地微笑着。但两个警察分局长看到群众对莫洛索夫的这种暴风雨似的热烈欢迎后，立刻跑到台上把莫洛索夫从台上拖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露面。开会的青年们恨透警察的蛮横，大家很久不肯解散。
这几次事件使我感到青年学生是起来了。当然，学生群众的思想是反对专制，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但他们的“革命”斗争限于召开晚会来朗诵热爱自由的诗歌，参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秘密讲演会，组织示威来反对政府的反动措施等。当然总的说来，学生运动是带着进步性的，但同真正用来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还有很远的距离。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布）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第一册，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52-53页。
[2] “保险问题”，1913年第2期。
[3] 1905年艾伯尔林被工人们用手推车从厂里推出来，本想把他丢到护城河里，只因他—再哀求，才把他丢到河岸上。
[4] “保险问题”1913年第5期。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列宁全集》第21卷（1911.12-1912.7）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12年1月）
一
1．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常之少，刚能满足工人的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去储蓄，以便在因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而丧失劳动力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失业时使用。因此，在出现上述一切情况时对工人实行的保险，完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决定的一种改革。
2．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一切情况（伤残、疾病、年老、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一切保险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按被保险人完全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
3．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化的保险制度的所有这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两种保险——不幸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1/6）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置于保险范围之外；（三）规定的补偿费少得可怜（完全致残的最高补偿费也只有工资的2/3，并且计算的工资低于实际工资），同时保险费用的大部分都由工人负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轻度”——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办法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偿费完全由企业主负担；（四）使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政府机关”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官吏）、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有权指挥保险机关的重要活动，对它们的人员组成施加影响等等）、企业主（实行不幸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险的工厂型的伤病救济基金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4．在目前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刻，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经过政府同资本家的代表的多年预备性的谈判和取得协议，也只能产生这种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必须彻底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能实现真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二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
（1）秘密的党组织和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合作社等等）中工作的同志们的迫切任务，是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触犯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极其粗暴地损害这种利益的杜马保险法案。
（2）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针对保险法案进行的一切鼓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同对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资产阶级空想的批判，同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这种鼓动中，应当把杜马“改革”的性质同目前的政治形势，同我们整个的革命民主任务和口号联系起来。
（3）代表会议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投票反对杜马法案表示完全赞同，并请同志们注意杜马辩论这一问题时所提供的、便于了解各个阶级对工人改革的态度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落后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在辩论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公然敌视工人的倾向，以及立宪民主党用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和平”的辞藻掩饰起来的伪善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对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并以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杜马草案所作的主要修改。
（4）代表会议极坚决地要工人们提防缩小和完全歪曲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把它局限于反革命统治时期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的种种企图；相反，代表会议着重指出，这个鼓动的基本点应当是向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说明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新的革命高涨，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善；谁想实现真正的工人改革，谁就应该首先为争取新的胜利的革命而斗争。
（5）如果不顾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杜马法案仍然付诸实施，代表会议则请同志们利用这个法案规定的新的组织形式（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大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从而把这个为了更进一步奴役和压迫无产阶级而炮制出来的法律，变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加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武器。
载于1912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32—156页 |
关于保险运动
《列宁全集》第22卷之《决议（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14日〕）》
会议肯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顾一切迫害，在实行保险法[181]方面为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了巨大的努力，同时认为：
1．必须进行最坚决的、齐心协力的斗争，反对政府和资本家企图强迫工人不经过工人大会糊里糊涂地推选参加伤病救济基金会的受托人。
2．各地工人都应当力争做到通过私下碰头的办法，把工人理想的受托代表候选人预先确定下来。
3．工人们应当举行革命的群众大会，抗议在实行保险法过程中所发生的暴力和刁难行为。
4．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先确定工人的受托代表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要从最孚众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中提出，而且要做到使不能召开任何会议的地方也能一致通过这个名单。
5．会议认为，抵制受托人的选举是不适当而且有害的。当前资本家正以最大的努力企图使工人不能掌握工厂中某些无产阶级基层组织，而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就是这样的基层组织。抵制的办法，在目前会使工人分散力量，从而只会有利于资本家的上述企图的实现。
6．争取合理地选举伤病救济基金会代表的斗争一分钟也不应当停顿。要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扩大和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分钟也不让企业主以为生产的正常进行有了保证；同时，不管有多少障碍，都要坚持使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得到通过。选举不会排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相反，我们把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选为代表，将会有助于今后的争取正常选举的斗争，因为在这个斗争中代表们将尽力帮助工人。
7．在没有开会就进行选举的地方，必须采取工人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方式进行鼓动，争取根据真正自由选举的原则开会重选受托人。
8．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立即就禁止工人开会进行选举一事再次提出质询。
9．必须把关于实行保险制度的整个鼓动工作同说明沙皇俄国的全部实际状况这一内容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要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革命要求。
1913年2月上半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印成小册子
《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首次发表于1956年《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2卷第249—270页 |
注释：
[181]指1911年秋天第三届杜马通过的政府所制定的保险法案。列宁在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中分析了这个法案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55—156页）。——[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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