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尘防毒解放初期，据卫生部门的调查，全市80余万工厂职工中，接触有毒有害因素的职工约有20万人。由于厂房设施简陋，工艺落后，缺乏防护设备，工人职业中毒严重，患病率很高。建国后，经改革工艺，改进设备，加强防治，使工人职业中毒状况有所好转，但也时有反复。 1.防尘 石粉、炼钢、翻砂、耐火材料、造船、玻璃、搪瓷、电瓷、热水瓶、灯泡、石棉、建筑材料、电焊条等行业的职工，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矽尘的威胁。作业环境中空气的含尘量，一般都超过当时的国际标准每毫升180粒的100～300倍。 1952年12月27日，市政府发文，要求石粉工厂在最短期内将加工工艺由“干磨”改为“湿磨”。对不顾工人健康，造成许多工人患矽肺病致死的个别资本家。追究其刑事责任。 1955年，上海玻璃厂、顺风搪瓷厂、永生热水瓶厂、信谊药厂等单位安置了拌料机和密闭筛粉机，并在操作工人中建立了轻倒、轻放、轻筛、轻拌和轻扫的“五轻”制度。接触石英粉砂的工厂进行了工艺改革，采用了湿粉湿砂，遏止了砂尘危害，产品质量也有所提高。 1956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的矽尘危害的决定》贯彻以后，全市玻璃、搪瓷、热水瓶行业空气中粉尘的浓度从10000粒/毫升左右降至500～1000粒/毫升。同时，添置了职工个人防护用具，实行了接触矽尘工人的定期检查体格制度，对矽肺病患者采取减轻工作、调动工作或停工疗养等措施。1958年8月，全市63个玻璃厂的配料车间操作区的砂尘浓度已全部降到每立方米2毫克以下。全市电焊棒厂和搪瓷厂，在1958年9月，也都使操作区域的矽尘浓度达到国家标准。全市14个铸钢厂的清砂工段也都试验成功水力清砂、水爆清砂等湿式作业，电瓷厂和耐火材料厂原料加水加工的试验也取得成功，不仅矽尘浓度降低到国家标准，生产效率也有了提高。 1958年6～8月，医务系统完成了对全市15925个接触矽尘工人的体格检查工作，掌握了各个行业、不同工种的矽肺发病情况。1959～1960年，工人疗养院为矽肺工人组织了200人次的疗养。 1960～1962年，工厂粉尘浓度回升现象比较严重，全市共有矽肺患者329人，死25人。经过加强管理，落实措施，有249人调离原工作岗位，未调离者改做轻便工作。1963年起，抓紧了对防尘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防尘新工艺的推广，情况有了好转。1966年以后，防尘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据1979年市卫生部门统计，全市矽肺病患者2670人，可疑矽肺1150余人。平均每年递增近百人。上海石棉制品系统也发现石棉肺患者239人，死39人。 1979年以后，劳动、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依照法令、法规加强了防尘工作的监督检查，政府重点帮助一些尘害严重的单位进行技术改造，其中对上海石棉制品厂投资达1000万元，实现了密闭连续化生产，显著改善了劳动条件。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尘肺病防治工作的责任，全市防尘工作有了改进。据市卫生防疫站在1959～1987年间对矽尘工作场所粉尘浓度测试的统计，共计测定32953次，平均达标数为30.1%。其中：50年代为16.4%，60年代为19.7%，70年代为12.6%，80年代为40.8%。 2.防毒 解放初期，上海市有毒作业遍布在化工、电镀、橡胶、油漆、染料、医药等行业。这些行业大都是私营小型企业，设备简陋，工艺落后，职工中毒情况相当严重，燃爆和毒气外溢事故也频繁出现。1954年对39个电镀工厂进行重点检查，发现在158个操作铬电镀工人中，鼻中隔穿孔者有58人，占36.7%；皮肤损害者（铬疮、铬疮疤痕）有60人，占37.9%。职工群众迫切需要改善不良的劳动条件。 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市有关部门首先在公私合营厚生橡胶厂的括浆工段采取密封与汽油回收装置，治理汽油气体散发的危害，使空气中挥发的汽油浓度大大减少。市卫生防疫站为消除电镀行业铬酸雾的危害，提出采取槽边吸风和抑制酸雾的措施。到1958年，全市电镀厂的258只铬酸缸，已装排气设备（包括机械排气和自然排气）的有246只，占95%；1490部抛车已装吸尘设施的有721部，占48%。投资经费达20万元以上。据对闸北区45家电镀厂的测定，除个别厂尚需改进外，绝大多数厂空气中铬酸雾浓度均已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电镀业中铬中毒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对于毒性较大的铅、苯、汞，在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后，推广和采用了局部抽风、排毒装置，改变了以往无防毒措施的状况。 据1960年市劳动局统计：上海工业系统接触有毒物质的有4.3万余人，其中化工局1.3万余人，轻工局3900人，纺织局4400余人，仪表局3000余人，冶金局近8000人，机电局9200余人，接触的有毒物质12个大类、200多个品种。 从1959年开始，市卫生防疫站对有毒作业建立了定期测定的制度，监测的毒物有70种左右。据1959～1987年的148715次测定，平均达标数为70.1%。50年代末～70年代，平均达标率在50.5～58.4%，80年代上升为75.4%。 1980年7月23日和25日，上海燎原（天原）化工厂连续发生2起重大氯气外溢事故，造成该厂西北角地区职工、居民、船民486人中毒。1980年下半年，化工局向所属企业发出了《关于颁发“无泄漏”工厂、车间标准和验收办法》的通知，对“无泄漏”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到1984年底，化工局已验收合格99个“无泄漏”工厂，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23个清洁文明工厂。 但是，化工系统的防毒任务仍很艰巨。1982年及1983年按卫生部统一要求，对接触氯、甲醚、苯、联苯胺、多环芳烃、砷、氯乙烯、铬等7种毒物的11727个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这7种毒物有较强的致癌性。化工局常年有4万多职工（占全局人数1／3）接触有毒有害物质，1983年全局发生急性中毒235例，慢性职业病10例。橡胶行业约有40%的职工患神经衰弱症。苯毒的危害面也很广。1988年市卫生部门对31864个有毒点的测定，已达到国家标准的有26159个，合格率为82.1%。 1988年10月22日，市政府办公厅通知，在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情况下，各工厂要把消除重大安全隐患作为技术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的自有资金应首先用于安全措施项目。化工局在1989～1991年，安排整改项目152项，1989～1990年共解决了105个单位中存在的严重不安全隐患，共投入资金1.15亿元。但尚有一部分企业未达到国家标准，尤其是广大乡镇和街道的企业，仍有待进一步治理改造。 二、防暑降温解放前，上海的工厂企业只有极个别的生产场地装有简单的降温设备。在高温作业的冶金、玻璃、热水瓶、搪瓷等行业，根本不采取降低车间温度的措施。夏令高温季节，工人中暑昏倒的现象十分普遍，死亡也有发生。 解放后，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各种措施，逐步改善了劳动条件。1951年4月，中央纺织工业部提出了夏季车间最高温度的标准要求。布厂：一般布厂为92°F，重点布厂为91.4°F；纱厂：一般纱厂为98°F，重点纱厂为96°F。同年，在上棉十一厂试装了一套冷风机降温设施，其他国营厂也安装了排风扇等装置。1952年，国营纺织厂共添装16套冷风机降温设施。私营纺织厂在工会的督促下，也采用了排风扇、鼓风机、喷雾头、搭凉棚、屋顶喷水等方法降低车间温度。因此，在1953年高温季节，上海70%的纱厂没有超过中纺部所规定的车间最高温度标准，出现了夏季不减产的新气象。其他行业的国营企业也积极采取隔绝热源，采用自然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等措施，同时适当调整工人工作时间，供应保健食品和多种含盐清凉饮料。 1954年，据71个国营工厂统计，用于通风降温设备费用达58万余元。同时，在政府和工会的监督促进下，私营工厂的防暑降温工作也有了不少改进。据搪瓷、玻璃、热水瓶、造纸、化工原料和橡胶等6个行业统计，122个工厂的通风降温费用支出共67.43万元。搪瓷厂高温车间采用“空气淋浴”后，工人操作处的温度普遍降低13～28°F。玻璃、热水瓶行业的炉室也采用石棉罩隔热方法，炉台操作带的温度普遍降低20～30°F。搪瓷业采取降温措施后，产量普遍提高10%左右，并取消了历史性的“歇夏”，为国家多生产了产品。工厂、车间温度降低后，工人的缺勤率显著减少。据7个国营烟厂统计，1954年夏季缺勤率较1953年同期减少30～80%。 1955年，市卫生部门开展了对炼钢、玻璃、砖窑、劳动车队等重点高温作业工人的高温生理调查，对铝箔隔热服、炉灶石棉隔热装置的效果和各种隔热通风措施的效果进行了评定。 1956年，上海遭到百年少有的大热天，由于重视了防暑降温工作，生产车间温度仍保持在1955年的水平。国营纺织厂细纱间和布机间的温度都在中央纺织工业部规定的标准之内。其他行业的高温车间作业场所的温度，有的保持上年水平，有的还有所下降。 1958年1月，劳动部、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防暑降温现场经验交流会，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经验。在技术措施方面，改善车间通风条件，装置隔热、降温和通风设备；在组织措施方面，调整高温作业班次，安排季节性临时工，减轻工人劳动条件，并安排好工人的休息和睡眠；在保健措施方面，供应含盐清凉饮料和营养餐食，搞好食堂卫生；还建立了入暑前预防性体检制度。据统计，1959～1965年，高温作业工人接受体检平均为15万人，70年代每年为25万人，80年代增至28万人，平均受检率为86.15%。对禁忌高温作业的人员则调离或减轻工作。 1980年以后，工厂企业防暑降温的设施有了长足的改进，有的行业在高温作业场所设立了装有空调设备的操作室，采用电脑遥控操作。冶金系统有的桥式起重机（行车）也安装了空调。商业系统有的店堂内安装了空调。工厂企业都备有清凉饮料，供应充足。不少企业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中暑事故。 高温作业场所的温度，40年来有明显的下降。据市卫生部门的监测统计，1957～1960年的19442次测定中，达标率为36.9%；1961～1965年的28799次测定中，达标率上升到62.3%；“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测定工作。中暑发生率的下降更为显著，50年代末（大跃进期间）为0.91‰，60年代为0.65‰，70年代为0.2‰，80年代则下降到了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