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9月8日刊登了美国学者洛伦.戈尔德纳题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危机》的文章，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工会或许在有些情况下能改善某些工人的处境，但这段历史总的情况表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当前这个时代不可能通过工会取得真正的地位改善，这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一直是从大局出发行动的，而工会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世界大变局一直无所认识并一直被动应对。文章以美国工会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安迪·斯特恩于2010年4月在丑闻和谩骂声中辞去了服务业工会主席的职务。当时许多评论说，该工会在斯特恩的任内因增加了90万会员而发展到顶峰，一度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工会”。又因其侵犯其他工会以及自己内部领导专横跋扈、官僚斗争和大批会员叛离而成为萎缩最快的工会。斯特恩离开服务业工会去西佳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开发反生物战病原体的药业公司）董事会就职。他的离去标志着美国工会运动“复兴”时期不光彩的结束，这个时期开始于1995年约翰·斯威尼在左派人士的一片热烈欢呼和喧闹中就任劳联—产联主席。技术官僚斯特恩虽从未受到过如斯威尼一样热情的欢迎，但服务业工会却被排在“进步”工会中的前列。在斯威尼扭转工会颓势未果惨遭失败后，斯特恩于2005年退出劳联—产联（同时退出的还有其他6个工会）并成立对立的变革谋胜利联盟（以下简称变革谋胜利）。这进一步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没落。? 我们不为斯威尼或斯特恩摇旗呐喊，也不认为工会是使工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自为阶级”的工具（“自为阶级”就是无产者切实地自觉地联合起来接管整个世界并消灭它自身以及所有的阶级存在的条件）。但斯特恩时代的结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总结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的几十年，左派在美国工会中和更大范围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得与失，从而更能看清楚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问题。现在大家都认识到，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激进思潮借当时野猫罢工（那时欧洲更胜于美国）的东风“从内部攻占”既存工会的策略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我们也拒绝采取与我们有同样背景的“自由意志论”或“左派共产党”的僵硬立场，他们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内部和其他国家开展“基层群众”运动毫无意义，认为这只不过是掺合“资本左翼”内部的打群架。? 为了探讨1995年斯威尼和他的团队接管劳联—产联以来事态的发展，有必要先了解美国工人阶级处境每况愈下的历史背景。在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的所有阶级斗争中，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野猫罢工运动历经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的“热秋”工潮，直至葡萄牙和西班牙工人在20世纪70年代推翻他们各自国家的独裁政权，在每一场重大事件中都未见工人将加强和扩大工会作为斗争的主要内容或重要要求。?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经国家准批后有法定集体谈判权）已经是从1905年至1920年存在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1]公开反资本主义的“一个大工会”战略和策略后退了一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大萧条直至二战结束这一段时期内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一直在要求成立工会并组建了工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此起彼伏的野猫罢工中，在法国1968年的大罢工中，在意大利所谓的“撼动的五月”及其后的工人斗争中，在所有这些罢工中，工人们没有一次说“我们要求有更多的工会”。当时的工会主要反对激进工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工会官僚们甚至进不了许多工厂的大门，因为工人会把他们撵出来。这些都是二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事，当时工人可以轻易地变换工作，没有人会想到有今天这样急剧恶化的处境。自从繁荣时期结束和长达数十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的结构改组开始以来，美国没有一个重要工会在应对这场危机时曾想过要突破劳资官三方合作的狭隘框架，因此它们的会员只得承受危机的恶果。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为例，1973年它有75万会员，而现在它会员中的汽车制造工人不超过10万人。在其衰落的整个过程中，基层群众中的左派组织一直批判该工会不惜牺牲会员利益以迁就汽车业“三大巨头”（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的要求，该工会的官僚及其同伙却辩称：“只要这个组织还没有损坏，就不要修理它。”现在它已经损坏得无法修理了。这些官僚同其他许多衰败中的工会的官僚一样，他们的主要关切是将就维持着这个组织能收会费并一直捱到他们退休时能拿到工会退休金。20世纪70年代早期，货车司机兄弟会（IBT）与资方签订的全国性货运总合同覆盖了30万货车司机，时至今日它只覆盖了8万人。因组织墨西哥移民工同暴虐的美国加州等西部农场主进行英勇顽强的维权斗争而传奇般崛起的联合农场工人工会（UFW）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资方签定的劳资合同曾覆盖10万以上的农场工人，但当1993年它的缔造者塞扎·查维斯去世时，只覆盖了几千人。? 当1973—1975年世界经济衰退处于谷底，美国的官方失业率接近10%（实际失业率肯定高于此数）时，美国许多左派团体组织了短命的外围组织——失业工人联盟，这不禁令人想起1934年托雷多汽车工人罢工等一系列斗争中这类组织所起的作用，但在今天新的经济低迷时期已见不到它们以及类似的阶级行动的踪影。? 在这漫长的经济衰退新时期，工运的节节败退不仅表现在工会会员的不断流失方面，更表现在广义的美国的阶级斗争上。1975年纽约的市政工会资助纽约市的“银行家政变”[2]开启了美国工会与资方“同舟共济、有难同当”的潮流，紧随其后的就是1979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救助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但自1981年空中交通管理员工会因组织全行业罢工遭里根政府摧垮以来，1983年灰狗长途客运公司司机的罢工、1984年费尔普斯·道奇铜矿工人的罢工、1986年肉类包装工人的罢工以及1987—1988年梅因州杰伊造纸工人的罢工，尽管工人进行了反攻，但无一不以失败和让步告终，因为资方在新时期使用了关厂、生产任务外包和工厂外迁等手段迫使工人妥协。这种工人被迫放血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93—1996年伊利诺伊州的“三大罢工”（卡特皮勒公司、斯特利公司、布里奇斯通—费尔斯通公司）、1996年底特律服务业工人的罢工和2003—2004年南加利福尼亚州塞弗韦公司工人的罢工。这一系列的挫败一再使人们认识到，现在已不同于从前的野猫罢工时期，仅仅“加强战斗性”——这是工会基层群众中各种左派小团体的主要想法——已经不够了。世界资本的积累撞倒了一堵墙，这堵墙却压在了工人阶级身上。?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有的工会也曾同资方打成平手，甚至偶尔取胜。1989年弗吉尼亚州皮茨顿矿工的罢工阻止了矿主篡改与联合矿工工会（UMW）签订的地方集体合同的企图，1991年纽约今日新闻报社工人的罢工也阻止了印刷业资方对工人的伤害。哈佛大学特别是耶鲁大学校园工人中战斗性更强的、举行了4次罢工的餐饮酒店工会（HERE）分会会员的斗争都有斩获，拉斯维加斯以及其他各地赌场和旅馆雇员的罢工也都颇有成效。与那些遭受挫败的斗争不同，这些胜利的斗争都是在资方不能威胁或实行“将工厂搬走”的地方，这就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同理，交通运输部门工人在世界生产物流经过“准时供应”改组后可以利用他们处于“堵塞点”的位置优势开展维权斗争，取得积极效果。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1997年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工人工会的罢工，这次斗争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将工人的具体权益要求写进了集体合同，更重要的是它在全国范围内让人们注意到，工人合法权益毫无保障的非全日制工作已扩散到各行各业；同时它也在全国范围内向人们显示，在（后70年代）新时期之前及以后，很少见到有一场工人斗争赢得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支持（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警察局甚至逮捕了破坏罢工的工贼们）。两年后，参加反对世贸组织“西雅图之战”的5万名工人不顾现场一些可疑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进一步曝光了备受宣扬的全球化和（现已消失的）“新经济”被媒体封锁的黑暗内幕。? 西雅图只是有些工会试图显示自己在工作场所以外也有力量的一个例子，但即使在那里它们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基层群众——他们参加了同警察的冲突。工会的传统做法是一厢情愿地博取民主党的眷顾（好在千百万工人对这种一厢情愿漠不关心）。美国工会为支持民主党人竞选总统投入数亿美元政治献金并不遗余力地广泛动员选民，但换来的只是含有荒唐可笑的“劳动环境补贴”条款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一项夭折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而且在取消保护“替代工”（破坏罢工的工贼）的立法方面毫无进展。比这些工会官僚们玩弄荒唐而徒劳无效的助选花招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工会卷入挪用会员退休基金的投资活动，以致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南加利福尼亚州超市雇员罢工事件，工人罢工抗议联合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UFCW）把会员退休基金投入股市后导致了所购股票贬值。? 我们曾提出“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左派”这个概念。马克思创造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个词，这是指在危机情况下就像当前我们所处的这种情况下降低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商品的成本。“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左派”则是指表面上看似“进步的”措施，它让工人和其他被压迫群体“组织起来”并“参与管理”，以此安抚工人。这方面的范例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学家为应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遍及西方国家的工人造反而推行的三方合作原则指导下的工人自我管理和工人参与计划，也就是丰田汽车公司首创并随后推广到全世界的工人团队工作制。这种机制的实质可以被概括为：工人无实权的假包容，加强剥削的真动员。? 安迪·斯特恩在任服务业工会领导人的15年中把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左派带进了新的低谷。1995年约翰·斯威尼的班子（其中许多人是原服务业工会的干部）接掌劳联—产联时，美国工会会员与劳动力人数之比从1995年35%的顶峰跌至18%，15年后进一步跌至12%，而此时私有部门的会员只占其中的6%。自诩将索尔·阿林斯基的激进策略和原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艾尔弗雷德·斯隆冷酷无情的集权经营管理术集于一身的安迪·斯特恩就是在这种会员率加速下跌的形势下，从斯威尼手中接过服务业工会主席的职务从而成为全国知名人物的。斯威尼则晋升为劳联—产联主席。? 斯特恩从当社会工作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1950年，赶上了新左派时期的尾声。此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当社会工作者的经历使他了解到福利制度的实情，这便利了他日后利用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以种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把福利院、疗养院的服务人员组织进工会。他学习工商管理的专业背景使他能运用斯隆的经营管理理念，像斯隆管理通用汽车公司那样把分散而又互相冲突的地方势力的地盘改由中央集中统一管理，从而改变了工会典型的地方割据管理体制。斯特恩接掌服务业工会时正好赶上该工会由于1990年洛杉矶的“物业管理员争取正义”行动而名声远扬的时期。在那次行动中，该市警察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肆意用警棍殴打拉美裔物业管理员，由此引起的公愤迫使资方作出妥协。这次罢工是由曾参加中美洲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内战的斗争积极分子们领导的，因此虽然取得胜利，但拉美裔工人的待遇仍然与美国本土工人不同——这些管理员的小时工资从4美元增至4.25美元，但顶替了其工作的黑人物业管理员的小时工资是12美元。? 斯特恩在1995年即将接任服务业工会主席职位时，他的前任斯威尼在临卸任前使的招让他自己的斯特恩时代成为了范例。斯威尼从工会总部对洛杉矶物业管理员地方分会实行托管，因为他认为该分会新选出的领导班子斗争性太强（其中有几人恰好是1990年拉美裔管理员罢工的带头人），不合他的口味；随后他又从华盛顿工会总部指派一人来取代这些选举出来的地方分会领导人并改组分会，将其会员编进一个覆盖大半个加州的庞大的服务业工会地方分会，在这里“基层群众造反”一露头就被压下去。对此，那些物业管理员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们在自己的工会办事处举行绝食抗议斗争，但以失败告终。从1996年起的15年内，安迪·斯特恩采用这种方法对服务业工会14%的地方分会实行了托管，即派一名总部工作人员（离开校园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去取代地方分会的领导。举几件事为例。2002年该工会第87地方分会中的旧金山物业管理员挫败了斯特恩策划的一起分会合并行动，于是被托管，随后新组建的地区分会便在会员应享有的医疗福利权益问题上对资方作出重大让步。匹茨堡第29地方分会因被斯特恩认为搞“无政府主义”而被并入一个跨越三个州的庞大组织。另一个“地方分会”的范围更是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向北延伸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如此等等。? 这不是斯威尼团队曾经许诺的那种工会复兴，却是斯特恩实行的并已成为现实的另一种工会复兴，那就是在15年内给服务业工会增添了90万新会员（至少在纸面上）。? 为了读懂斯特恩自洛杉矶物业管理员事件以来使用的方法，需要了解一点时代背景。在斯威尼团队赢得劳联—产联领导权之际，劳工运动内外正展开一场本不该有的辩论，即劳工运动的发展是优先走“高端产业道路”还是优先走“低端产业道路”。“高端产业道路”提供了一幅劳工参与（已被人们遗忘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的科技部门的美好前景——随着美国核心产业的创新采用高科技和科技密集型的工艺，高工资和高技能工作岗位将不断增加。“低端产业道路”则着眼于组织那些自20世纪70年代危机以来从“伟大的美国就业机器”中涌出的数以千万计的有工作的穷人、临时工和短工。其实当年的克林顿总统已经通过1994年《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这为“低端产业道路”提供了大批潜在的新成员，实施这个协定使墨西哥的农业因进口美国农产品而衰落，迫使几百万墨西哥农民背井离乡、历尽艰险，移民来到北方邻国谋生，而在边境这边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最低工资或工资更低的工作以及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的雇主和美国移民局的警察。克林顿于1996年取消福利待遇后，又增加了几百万走“低端产业道路”的人。由于受“福利改革”消极影响的人群中儿童占大多数，他们的母亲不得不每天耗费数小时往返于远郊区和市区之间为一份最低工资的工作而奔波。但斯威尼领导的“新”劳联—产联却对克林顿取消福利不置一词。? 高科技产业资本家对含有高工资和劳资共管机制的“高端产业道路”不感兴趣，因此“低端产业道路”宣布获胜。随后便是2005年斯特恩的“变革谋胜利”同劳联—产联的分裂，双方界限分明，老牌产联系统的工会如联合汽车工会、联合钢铁工会、联合矿工工会或国际机械师协会等留在劳联—产联内，那些分离出去的则是可以从几百万领最低工资的新工人中吸收会员的工会：服务业工会、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食品及商业工人工会、纺织工会、餐饮酒店工会和北美劳工工会。? 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可以相当准确地说，这次分裂标志着创造相对剩余价值为主的工人和创造绝对剩余价值为主的工人的分野。后者都在最不受工厂外迁影响的部门工作，这显然不是巧合。? 斯特恩很快就以他处理洛杉矶物业管理员罢工及其后续行动的方式将斯隆和《哈佛商业评论》的理念付诸实践。他精心谋划将一些黑手党分子从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和著名的纽约第32地方分会（斯威尼从这里发迹）清除出去，他在采取铁腕组织措施的同时发给他们丰厚的解职补偿金，让这些人乖乖地离去。斯特恩的目标是在医疗、福利院和疗养院、公共服务和物业服务等行业都成立全国性工会。他的“组织”方法很独特，他着眼于组织那些举足轻重的政客，如时任加州州长的格雷·戴维斯和现在备受争议的原伊利诺州州长罗德·布拉哥耶维奇等，捐给他们大笔竞选献金。这些政客于是批准他代表从未被工会关心过的那些行业的工人进行集体谈判。? 2004年当斯特恩与纺织工会的布鲁斯·雷纳和餐饮酒店工会的约翰·威廉建立“新团结伙伴关系”时，就为一年后成立“变革谋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投奔工人阶级并留下了长长阴影的两个新左派人物。布鲁斯·雷纳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劳动关系学院，20世纪60年代积极参加民权运动，1973年后在原美国纺织工人工会工作。他因长期在南方的斯蒂文斯纺织公司组建工会进行斗争而崭露头角，并一度以“南方的列宁”著称。他在美国纺织工人工会花了20年时间在南方各州组织工会。约翰·威廉在耶鲁大学毕业后从1969年起在餐饮酒店工会工作，1984年领导耶鲁大学校园中的餐饮业工人罢工取得胜利。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多次组织拉斯维加斯旅馆博彩业雇员加入工会，均获成功。? 不厌其烦地列出上述工会的事件年表是为了从中吸取政治教训。本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活动的晚期，各种先锋小组“转业改行”投奔到工人阶级中，它们主要受到当时高涨的野猫罢工浪潮的鼓舞和启发。这次罢工浪潮的亮点是底特律黑人工人领导的罢工，1970年全国货车司机的野猫罢工、1972年俄亥俄州罗兹城的野猫罢工以及1973年夏季黑人罢工积极分子切断电力供应，迫使底特律道奇汽车公司的总厂停工停产。这次野猫罢工浪潮一直到1977—1978年还显示出它的生产命力，当时罢工的联合煤矿工会基层会员拒不服从卡特总统援用《塔夫脱—哈特莱法》要求他们停止罢工的行政命令。在这次罢工潮的巅峰期，数以千计的托派分子、形形色色的马列主义分子以及独立分子纷纷改行争当工人首领，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冷战和工会运动全面回落以及所有工会（少数小工会除外）将有觉悟的左派分子悉数驱逐出工会以来，左派第一次“介入”美国工人阶级。当时就对这种尝试是否牵强而不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也仍可就此大发议论，然而当时改行的人中虽有许多人如斯特恩、雷纳和威廉等是大学毕业生，也有许多人原来就是工人。当时几乎没有人察觉到持续几十年的工运低潮和经济低迷正在悄悄地开始（而且考虑到20年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在1970年甚至在1990年前后，收入不菲的领导工作同许多其他工作相比较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总的说来，这些人的改行并没有给美国过去的工业心脏地带中西部带来什么变化。这些“工业化分子”中相当多一批人后来厌倦了领导工作转而进入工会中层官僚阶层，成为斯威尼1995年为劳联—产联整修门面的一支重要基础力量。 （马列主义分子比尔·弗莱彻曾是毛派“自由道路”小组成员，有一段短暂时期曾是斯威尼内部圈子的一员。）他们反对传统的劳联—产联支持冷战外交的立场，迫使有些美国大工会就20世纪80年代美国干涉中美洲进行内部大辩论。其中许多人还卷进了杰西·杰克逊1984年和1988年竞选总统的活动。他们信守自己早期的政治理念，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白天是正统的工会斗争积极分子，晚上是激进的宗派分子。? 作出这么多努力却一事无成的原因是，1970年前后是战后繁荣时期即将结束和1900年前后的密集工业生产及20世纪20、30年代的耐用消费品批量生产最终取代手工生产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性改组正在开始的时代。在关厂、裁员、外包、质量控制、劳动过程技术密集化、谈判妥协、整片地区去工业化的阵阵浪潮中，以及在德国和日本利用在国外新建工厂和利用新工艺生产的商品泛滥成灾的形势下，“野猫”已无用武之地。不期而至的1969—1970年经济衰退，尤其是1973—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基层群众的造反陷入困境，欧美资方的反攻从此占了上风。在英美等老牌工业国（它们同时也是占支配地位的世界金融中心），大肆宣扬的向后工业化服务型经济过渡掩盖了生产性劳动力的萎缩。今天，英国只有不到10%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美国则不到20%。英国早已将世界金融老大的地位让给了美国，但自撒切尔时代以来，伦敦城是资本净输入中心，英国是无债务国。美国则大约自1984年起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自1914—1945年长期危机以后开始的改组和复苏到1970年已经达到极限，也由于到这时资本主义“价值”积累的增长因同扩大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发生矛盾而再次受阻。资本又一次暴露出它的本性：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排斥活劳动，另一方面又绝对需要活劳动以保证它自身作为资本的存在。这种扩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被掩盖在种种现象下面的，1970年以来“低端发展道路”中的低工资工作岗位到处蔓延，而这类劳动者就是斯特恩的服务业工会既定的组织对象。这就是廉价快餐店、星巴克咖啡馆、沃尔玛、福利院等等服务人员大量出现的经济基础和真正原因。总而言之，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伟大的美国就业机器”多制造了3000万个工作岗位的经济基础和真正原因。然而其中大多数工作不足以养活一个工人，更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美国过去50年资本积累产生的最重要的物质“现实”就是凭一份工资就能养活全家的工人阶级家庭已经消失。? 资本难以顺其自然地为积累寻找到新的基础。2008年秋爆发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40年积累危机的加速到来。世界的资本积累为了寻找新的广阔的基础必须要以当年美国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方式进行改组，必须“重新洗牌”以反映新的世界生产领先者的分布情况。这个新的布局再也不能容纳纽约为不容质疑的世界金融中心，不能容纳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1945年以后美国在其中据有最高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机构。这种改组必须穿越地缘政治，首先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在110个国家的军事存在着手。这种体制和组织机构的变化归根结底就像1914—1945年那样是不同阶级力量的较量。这样看来，资本只有通过暴力和破坏才能进行这种改组，就同它在上一次“30年战争”危机年代是通过暴力和破坏才幸存下来一样。很可能在通往下一阶段资本积累的道路上还要经历战争和更多的专制政权，目前的“反恐战争”和持续加速发展的极权主义正在为战争和专制政权造势。? 现在我们必须确定阶级斗争在这个广大深远的过程中的地位。上文已指出，资本是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确立其霸权地位及成立了美国拥有支配权的各种国际组织之后，以及在击败和遏制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之后，才终于在1945年走出上一轮全球性困境的。那时资本是通过社会党、共产党和工党，更毋庸说是通过这些政党所控制的工会所引导的阶级斗争，才击败和遏制了工人阶级的。无论目光短浅、困惑迷离的左派舆论怎样向它挑战，世界资产阶级都是“从全球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并从全球大局出发采取行动”的。世界工人阶级因此也必须树立起全球一盘棋的观念。如果它像1914年至二战结束那段时期那样再次被击败，那么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在新一轮资本主义周期开始之际，世界历史将出现另一个“1945年”。资产者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充分意识到1917—1918年发生的事，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凶残险恶的手段防止那次他们似乎失控的短暂局面卷土重来。? 由此看来，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指出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通过工会获得任何积极成就。人们还记得1917年至1920年期间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肆无忌惮的凶残镇压，由此可以预料美国的资产者在关键时刻将会怎样对付认真的反对势力，而今天的工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显然不是认真的反对势力。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中，美国的主流工会都恭顺地排队等候到政府强行成立的劳资委员会去任职。再就近期所发生的事而言，只要回顾一下“9·11”后美国工会迎合爱国狂热和“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的心态在第一时间作出的反应就够了。普通美国人在这一天第一次体验到全世界各地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称霸时代受美帝的欺凌的痛苦（虽然后者千百倍于前者）。根据这些先例，随着美国在土耳其、巴勒斯坦、伊朗、阿富汗直到巴基斯坦以及在朝鲜和南中国海不断进行挑衅，不难想像在下一个严重的（或捏造的）战争恐慌中美国工会将会做什么。? 我们曾喻之为“缓慢强迫着陆”的这个过程或许会被拉长许多年，特别是在近期至中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有能力向美国的霸权挑战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或许会拖上几十年。患者已经病危，但要说出其准确死亡日期是愚蠢的，尤其因为这个过程是不稳定的，而且还取决于全球工人阶级如何作为或不作为。? 近期的世界局势很复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和欧洲许多种元素结合起来的斗争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且往往使生产现场的斗争黯然失色。以美国为例，除了变强的野猫罢工，还有不同时期的黑人运动、反战和退伍军人运动、（中产阶级为主的）青年和学生运动、拉美裔（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的民众运动、囚犯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者运动。它们已经形成了各种运动互相呼应和互相鼓舞的局面，并最终打破了彼此界限而逐渐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整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类似当年那样一个整体的当代轮廓正在逐渐成形。? 当前与美国、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的造反主要是针对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或由工会中这些温和右派创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崭露头角的组织机构。那个时期造反的特点是不断采用抢先一步、出奇制胜的战术来对付战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官僚“改良主义”型组织机构（政党、工会）。可以举例说明：1973年联合汽车工会官僚们在新的集体合同中写进“四天工作周”条款后自鸣得意地宣扬这是他们的大手笔，但在会员中引起轩然大波，早已参加一线工人大规模旷工行动的斗争积极分子说：“什么四天工作周？我们早就实行了四天工作周！”? 今天，资产者自己也叫嚷着要“改革”，这是他们进行反扑的战斗口号，旨在让“寻租者”（华尔街的银行家当然不算是“寻租者”，工人却是）减少权利。因此，全世界必须进行新的以防御为主的斗争。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逐步削减福利国家的福利，他们同美国的统治阶级一样，发现2008后的危机是削减公共福利最有用的杠杆，尽管他们不惜耗费数以千亿计的巨款来救助他们的银行。? 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指望在下一次危机中会再一次出现“斗争扩散化”的现象。美国和欧洲的问题是将近40年没有出现过工人斗争高涨的形势，因此工人不能夺回他们在战后繁荣顶峰时期曾经占领过的高地。? 资本主义在1934年（更不用说在2010年）就已经进入资本增殖的真实目的与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发生矛盾的阶段（开始于1914年）。在世界范围内，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将比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更严重。姑且不算目前日益加剧的环境灾难，这是20世纪30年代无从比拟的。? 可以坦率地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如要前进，即使仅仅为了夺回失去了40年的阵地，也必须剥夺资产者的生产手段。几十年来，“改良”一直是新自由主义力争市场权利的战斗口号，这反映了左派不可能搞改良主义的事实。美国劳工运动中的大批左翼反对派就像斯威尼的尴尬下场那样，一直努力争取资产者回来再参加他们已经退出的那场游戏。这些左派能想到要做的事充其量不过是为2008年秋奥巴马当选总统欢呼喝彩，其实奥巴马从华尔街那里拿到的竞选献金要比他的“保守派”对手麦凯恩多。奥巴马上台后治理危机所倚重的是蒂姆·盖特纳、拉里·萨默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之类罪行累累的反工人阶级老手。? 剥夺资产者的生产手段意味着社会革命，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国际性革命。我曾指出，在全世界尤其在美国，“实体经济”几十年来被资本主义积累扭曲到了极点，要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重建这个世界将不得不清除掉多少当代的“实体”（如军事工业、监狱等）！? 对于没有直接提出“剥夺剥夺者”要求的当代那些大大小小的斗争，我们不采取绝对主义的不屑一顾的态度。就如马克思1843年致卢格(Ruge)的信中所说，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这里要举出200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工人的例子。他们罢工反对资方解雇2000名工人，要求实行全体工人每班6小时工作制并再增加2000人，以保证在缩短工时的同时使地铁正常运行。结果他们胜利了。? 并非所有的、甚至也不可能是多数的处于守势的斗争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大多数斗争都将会像过去35年或40年那样（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是失败的。鉴于我们身处至少目前仍居举足轻重中心地位的美国，我们的任务是使工人们意识到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要使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国际化。不论这些斗争的具体情况及其成败如何，主要是让工人们从中了解资本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动态，同时也从中认识到必须在结束全世界资本的统治和接受其（已经明显可见的）后果之间作出选择。资本是一台绞肉机，我们身处其中。这场斗争的转折点是事先无法预测的，就像当年的饥饿起义引起法国大革命和妇女节游行示威导致俄罗斯沙皇垮台一样。? 工人斗争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组建广泛的阶级组织。这样的组织要想方设法在工会内站稳脚跟，然后就要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工人斗争的模式扩大斗争范围，尽可能将失业工人包括进来。有了这些斗争积极分子参加工会，一旦形势需要时，工会就一定会转变成为超越自己的广泛的阶级组织。那种按照三方合作原则强行编组工人阶级——用劳动法和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种种反工人立法限制、约束他们的行动，使他们不能互相支援、团结互助，不敢触犯法律——的状况必须结束。那种对非会员包括对那些前天还是会员的失业工人冷漠无情的情况必须结束。? 尤其在美国，这里有88%的劳动力没有加入工会；有20%的劳动力失业或半失业，而且每天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有几乎与工会会员人数同样多的无产者或准无产者被关押在监狱中；还有人数可观的工会会员是警察和监狱管理人员。因此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托络茨基分子仍旧鼓吹“把革命的战略基地建立在工会上”，鼓吹为了革命“夺取工会”，这种想法实在荒唐可笑。当然，安迪·斯特恩及其一伙不是托派，也不是犯错误的左派。?? 中华全国总工会 郭懋安/译 注释：? [1] 这是1905年在芝加哥建立的按产业部门和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组织“赞成革命”和富有“战斗性”工人的工会。它多次领导罢工和争取工人民生权利的斗争，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欢迎俄国十月革命，但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较大。其领导人屡遭逮捕、判刑，于1920年后逐渐瓦解。? [2] 1975年纽约市财政濒临破产，银行家以债权人身份通过他们的“市政救助公司”趁机夺权，控制并全面监管市财政预算。该市的市政工会以数千亿美元的会员养老保险基金购置该公司的债券，清偿市政府的债务，银行业借此实现了它们解雇4000名市公务员和削减市政公共服务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