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每周电讯”(weekly radio)栏目主持人、移民劳工工会组织者大卫·贝肯(David Bacon)在《每月评论》2010年10月号上发表了题为《组建工会的核心问题——争取移民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的文章，根据墨西哥移民工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移民工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恶劣处境和弱势地位。由于移民工人加入工会受到多种限制，其权利和利益难以得到维护，因而成为工会组织发展的一大障碍。作者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为了有效推进劳工运动及社会运动，必须将移民工人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使得移民工人同本地工人团结一致地行动，有效对抗资本和雇主的剥削，从而使工会的重建获得新的生机。
在我担任工会组织者时，体会到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在对待工会这个问题上深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曾经在美国电业工人协会工作，有机会和工人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在剥削程度很高的工厂里做工，领着微薄的工资，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环境。所有这些促使工人起来组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 一天晚上，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办理正式的移民手续，没有合法的移民身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甚至家中已经弹尽粮绝，因为他们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迫于无奈，才渴望举起罢工的旗帜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摆在移民工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罢工在美国是合法的吗？于是他们向我咨询，我告诉他们在目前的状况下，依照美国法律的规定，罢工是合法的行为。第二天他们展开了行动，午餐时间，大批移民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口，组织者站在高处的平台上，向工人们讲述雇主殴打工友的整个过程以及试图对工人进行恐吓的事实。随后，组织者向全体工人发出号召，停止工作，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同时，数百名工人建立起纠察线。就这样，罢工开始了。 然而就在罢工的第二天，工人们发现工厂办公室里涌进了很多新面孔，原来他们是来找工作的，雇主们花费了一天的时间为新来的工人进行登记注册。罢工进行的第三天清晨，在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护送下，新进厂的工人们穿过纠察线，开始了新的工作。 罢工组织者转而将矛头指向我，认为我在欺骗他们。其中一名工人质问我：“你不是说罢工是合法的吗？如果是合法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的人来破坏罢工的进行呢？” 对权利的不同理解解答工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必须澄清墨西哥移民与美国当地居民对罢工权利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墨西哥，如果罢工行为是合法的，那么工人们可以在工厂门前举起红旗和黑旗以示罢工，同时工厂必须宣布关闭，直到罢工行为结束，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此期间进入工厂工作。正是由于工人的合法罢工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所以在墨西哥，工人们成立工会需要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进而才能举行罢工，在这个过程中要受到重重的限制，导致成立工会组织的难度非常大。 而在美国则不同，任何人在美国都有成立工会的权利，而不需要到政府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但是在美国，工会组织基本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工会也很少有实质性的权力，进而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工厂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轻易破坏工会的行动，导致罢工等行为破产。 差异的背后，蕴含着人们对权利的不同理解。在美国，财产权至高无上，它和移民法案共同制衡着移民劳工的权利。 在墨西哥的法律条文中可以看到关于劳工法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相关规定，并且国家也似乎以一种尊重和保护劳工的角色出现。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规定仅仅停留在书面上，现实生活中却从未被执行过。 正如墨西哥宪法赋予了公民获取食物和住房的权利，但是仍有很多墨西哥人民生活在饥饿和无家可归的边缘一样，工人们有权进行有效的罢工，但是成立工会的过程却困难重重，限制无数。更为糟糕的情况是，即使是通过合法登记注册的工会，在进行罢工时也有可能遭致政府军队的破坏。 由于工会的成立在美国缺乏相应的强制力，导致墨西哥移民认为美国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很不严肃。因此当上述罢工事件发生时，特别是当破坏罢工的新员工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工厂开始工作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会欺骗了他们，出卖了罢工。除非工会的领导成员全部更换，否则他们对工会的不信任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墨西哥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在不断追求资本的增殖，同时也都将劳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行为视为实现其资本积累的一种障碍。劳资双方的冲突日益激烈，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斗争更显白热化。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得各国将私有化视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结果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进而引起美国的移民人数不断上升。同时，美国又在世界范围内为资本寻求生产力最为廉价的地区。这种相悖的行为，只会使现有矛盾更加突出。 墨西哥出口加工厂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64年当保税加工出口区计划开始实施时，工厂普遍受到严格的限制。自1920年墨西哥革命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墨西哥政府鼓励工厂为国内生产更多的产品，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限制外国投资者到墨西哥投资建厂。墨西哥的边境工业计划也吸收了很多的失业工人，否则这些工人将不得不选择成为美国的短期合同工。 但是在外债危机的压力下，墨西哥不得不选择转换经济发展策略，经济政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开国内市场，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墨西哥境内购买土地、建设工厂。甚至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物资的价格，墨西哥政府也完全放手，任凭市场调节。墨西哥政府曾经给予工人和贫困人口在食物和服务上的补贴也被削减，甚至被完全取消。 墨西哥成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这一经济体制改革完全颠覆了发展中国家原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退出原本由政府积极干预的稳健发展模式，让位于市场调节的发展模式。今天的墨西哥经济已经完全不同于30年前了。 对于墨西哥政府来说，保税加工出口区成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保税加工区逐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文化，即强调生产而忽视民众的消费。墨西哥政府所营造的看似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是以牺牲大批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为前提的。这种通过牺牲国内民众购买力以换取出口利润的行为引起了墨西哥政府的关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后，美国工人与墨西哥工人在工资待遇上的差别不断增大。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3，而现在墨西哥工人的收入是美国工人收入的1/8弱，甚至更低，仅为美国工人收入的1/15。 在过去的20年里，墨西哥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几乎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墨西哥政府为了应对债务危机，不得不取消对基本生活用品的补贴，其中包括汽油、用电、公交费用、玉米粉圆饼以及牛奶等等，导致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骤然上升。据估计，约有4000万墨西哥人生活在贫困状态，约有2500万墨西哥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 美国工人的生活也受到日益贫困的墨西哥人的影响。美国曾经承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看来不过是为了促使该协定得以通过的一种策略而已。 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团体只能证明，在协定生效的第一年里新创造了535个就业岗位，这与他们之前所说的10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简直无法同日而语。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门收到的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的要求申请贸易调整救助的工人人数却骤然增加，由1994年的34399人增加到2002年的40.3万人。 出口并不总是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尽管美国依靠出口墨西哥的五大产业（包括电器设备、机械制造、运输、化工产业以及初级金属行业）使其出口墨西哥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间里，这五大产业一共丧失了150万个就业岗位。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促进的是美国资本而不是商品和服务对墨西哥的输出。在墨西哥投资建厂及其基础设备资金的投入，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仅1994年协定生效后半年的时间里，美国向墨西哥的资本输出就达80亿美元。1994年美国设在墨西哥的通用电气公司分厂，销售额增加了18个百分点，达到10亿美元。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对《商业周刊》的记者说，美国通用电气的未来在墨西哥。 通过对墨西哥提供国际救助以及贷款等条件，美国得以要求墨西哥政府配合执行低工资政策，继续鼓励边境加工厂的建设。结果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劳资冲突日益频繁。伴随着劳资冲突的紧张，各国的工人联合运动也拉开了帷幕。 跨国联合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护工人眼前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由于采取保税加工出口模式的生产方式，墨西哥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与工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模式。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民众逐渐以民主的形式联合起来，这种方式也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这种联合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国际性工会组织。 边境劳资冲突形成的很大原因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对墨西哥经济的改革，其后盾是美国提供的贷款和紧急援助协议。墨西哥得到贷款的前提条件绝不单纯是减少对民众经济上的补贴或者开放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内推行全面私有化。 墨西哥原本实行的是混合型经济体制，大部分工人都受雇于国有企业，也就是直接受雇于本国政府。当时工会的影响力是很强的，30年前，有3/4的工人都是工会成员，而现在只有不到30%的人加入工会组织。过去，在国有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徘徊在72%上下，但随着私有化的开展，工人入会率只有7%。同期，铁路工会成员人数也从9万人下降到3.6万人。 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在不断缩小，工会也被视为左翼力量的同盟军，同时还是国家推行私有化的阻碍力量，因此随后工人举行的多次罢工都遭到了政府和雇主的联合镇压。 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卡纳尔河的矿业工人与雇主进行着艰苦的斗争，目的是阻止对矿业工会的破坏以及抗议裁减工人的决定。此外，1998年的一次矿业工人罢工，也导致数以百计的工人遭到镇压并失去工作。 展望未来当矿业工人失去工作并脱离工会组织后，他们应该怎么办呢？4.4万名被解雇的电力工人如果不再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不再有可能找到类似的工作，不再能依靠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又将去哪里寻找工作以维持生存呢？ 似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移民。对于墨西哥人来说，移民的首选国家自然是美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涌入大量的墨西哥移民，是美国在墨西哥推行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据日内瓦的国际移民权利组织统计，全世界的移民人数约有2亿人，包括从墨西哥移居美国的民众，还包括很多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移居发达国家的民众。 来到向往已久的发达国家，他们的感受如何呢？生活得更好了吗？事实上，前往美国的移民的工资和生活状况都处在社会最底层。当地政府剥夺了他们本应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比如，他们不享受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很多时候，雇主可以随时解雇他们。 移民在美国不享有成为某一稳定社区成员的权利，不可以始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移民在美国每天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而他们之所以能从事现在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有过从事类似工作的经历。 美国民众同样是自由贸易经济的受害者。当工厂关闭时，他们也将面临失业，税收政策的某些调整也会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工人的失业率。每当失业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告知是由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增多，抢占了美国人民的就业岗位，将工人心中的不满转移到移民身上去，以此来掩饰导致工人失业的真正原因，激起本国工人对移民的不满。 由于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多，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劳动力储备大军。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大的赢家。一方面，它们保持着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权利，寻求低廉的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失业率上升，因此也可以压低国内工人的工资。 正是由于工人在各方面被误导，导致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反移民法，而不是为争取移民权利同资本家阶级进行斗争。甚至美国工会还极力支持自由贸易，支持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工人失业率提高，移民数量增多。 无论是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还是今天的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使得工会的组建更加困难，工人的团结更加不易。 美国移民当局要求工人必须登记注册，同时要求雇主解雇那些注册中存在问题的员工。美国政府还动用社会保障管理局的数据库，搜寻那些没有正式登记注册的移民。仅2009年一年，明尼阿波利斯市就有1200名工会组织者被解雇，西雅图有300名移民工人被解雇，旧金山有475名，洛杉矶有2000名缝纫机器制造工人因期满而被终止合同。还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因相同的原因而导致失业。国土安全部相关人员说，此事件几乎涉及了1654家公司的几千名职员。这必然会对工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多年来，工人加入工会并交纳一定的会费，期待工会组织能够发挥作用，捍卫他们的工作岗位和权利，保障他们稳定的家庭收入。倘若工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会失去对工人的吸引力。 随着对移民的限制性因素不断增加，雇主的主动性显著上升，他们规定移民只能以合同工的形式被雇用。如若在雇佣过程中发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或者加入工会等现象，则立即被解雇。 工人阶级不是牺牲品可喜的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始终都不乏对移民法的挑战。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工会更加注重维护移民工人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会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其生存所需。在美国，移民工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希望得到工会的支持，而且他们也愿意冒险加入工会。 在美国，目前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为12%，为了保持这一比例，美国工会必须每年吸纳40万新会员。如果想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一年就要吸纳80万新会员。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里，工会的人数是有略微增长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加入工会的工人的比例总体上来讲是下降的。当工会组织程度下降时，工人的工资也会随之下降，工人应对资方的力量也开始减弱。正当工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时，移民群体为工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加利福尼亚，过去10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工会的行动都得到了移民的支持。其中既包括工会发起的运动，也包括工人自发的罢工以及由移民工人自己组织的一系列维权行动。 根据人口统计资料的相关信息，可以看到工会在这段时间处于其活动的高峰期。在很多企业，劳动力的构成发生了一些改变，移民劳动者从事建筑服务业、保健业、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以及餐饮服务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有些行业始终是移民劳动者占主体地位，如农业、服装业、电子产品行业等。 这些行业都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在逐步加深。例如，洛杉矶服装业工人的工资自1986年以来持续走低。当有望改善移民处境、提高移民工资的移民改革法案通过时，企业主将工厂迁往了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区。 剥削程度加深的现象不仅局限于加利福尼亚，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区。但是，虽然移民处在被剥削的境地，却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牺牲品。美国劳联—产联已经发现了移民的这一巨大变化。在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一批肉类加工业的移民工人拒绝工作，并派代表前往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会大厅告知工会，他们正在举行罢工，并希望能加入到工会组织中来。很多移民在洛杉矶大会上齐聚一堂，一位来自棕榈泉酒店的工人证实说，他们的老板解雇了那些试图成立工会的工人。受罢工影响，客房部经理将酒店关闭了三个月。全国劳资委员会要求酒店恢复营业，但遭到了酒店的拒绝。酒店一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工人很多是未通过合理程序、没有正式注册文件的移民，因此不予雇用。于是罢工行为又持续了一个月，直至资方同意所有工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除了移民之外，还有很多工人支持与资方进行斗争。他们也同样支持工会的行动，并勇敢地站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一个来自移民内部的组织记录了工人发起的每一次行动以及在行动中社会各方所给予的支持。未正式注册的移民不仅不会对其他劳工形成威胁，反而会成为劳工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 举例来说，菲律宾工人在发动罢工运动时，通常会在工厂支起帐篷并住在工厂。警察没有权利干扰罢工的正常进行，也无权驱散罢工队伍。正是由于菲律宾的这一传统，使得来到美国的菲律宾移民成立了很多工会组织，几乎遍布美国各地。 由于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的法律禁止工厂在工人罢工过程中雇用新的员工，因而增加了人们对工人运动力量的认可。同样，这两个国家的移民也将这种意识带到了美国的工会组织中，帮助其他工人提高认识，让工人意识到罢工破坏者的行为是绝不能被认可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必然期望美国政府能够更多地关注工人的权利，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维护私有财产上。此外，这种文化传统还有助于促使美国工人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很多工会的组织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意识到工人对罢工权利的重视，并充分运用这一点使移民的力量统一起来并加以整合。 移民群体对工人阶级的维权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而且移民之间也有相互支持的传统。因此，原本是某一地区的移民发起的罢工，往往能够扩展为整个社会移民工人对雇主的反抗。 但移民工人如果希望在罢工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则必须将移民组织与工会组织紧密联合起来。这种联合绝不仅仅是将工人集中在工厂门口、发发传单、让工人签字这样简单。劳资双方的斗争是长期的，必须在工人中间建立起真正的组织，制定好具体的罢工计划，寻求广泛的支持力量。 经济主义的平等权利谈及移民工人运动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其中之一是狭义的经济主义。在这种理论的支撑下，工会的支出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似乎工会的成立只是为了维护会员的权利，排斥其他非会员的利益，并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的倾向。客观地说，在冷战时期工会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1999年，美国劳联—产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希望成为维护全美所有劳工权利的工会组织。于是它改变了对待移民工人的固有态度，认为自己是为争取全体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斗争的，其中包括那些未经注册的工人。这一变化还进一步掀起了工人反抗种族主义和移民法的斗争。 1999年，美国劳联—产联通过决议，反对雇主对工人的制裁行为，因为这些制裁手段会使工人利益受到直接损失。例如，当工作对于某些工人来说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时，雇主就会动用足够的力量对工人组建的工会进行镇压，拒绝工人提出的改善工作环境的相关要求。美国的《雇主制裁法案》藐视工人应该得到尊重的权利，根据此法案的规定，当工人失去工作能力时，就将被驱逐出国。因此，工人们积极响应劳联—产联提出的有关废止《雇主制裁法案》的提议，并决定为了维护自身的工作权和家庭成员的生活权与雇主坚决地斗争下去。 我们需要什么？美国政府以及各大企业历来将移民法看成是调节劳动力供应的一种手段。通过移民法，他们可以始终将工人的工资控制在较低的状态，维持工人恶劣的劳动环境。美国种类繁多的签证类型为雇主们创造了剥削工人的条件，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签证将工人的工资划分为多个等级，同样，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通过低廉的工资雇用高技术工人。一旦这些移民工人想争取更高的收入或改善现有的工作环境，他们立刻就会遭致被解雇这样的打击报复。这些工人不仅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失业问题，还丧失了继续留在该国的权利。因此，移民法不仅赋予了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还赋予了他们驱逐工人回国的权利。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移民群体和工会组织应该冷静地思考究竟什么是自己要努力争取的，而不应该继续接受雇主的种种安排。我认为需要冷静思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应该努力确保所有的工人都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同时反对任何破坏工人组建工会的法律条文，其中自然包括对移民法的反对？是否需要一种政策能凝聚各个家庭的力量，而不是使力量日益分散？是否应该组建一个稳定的团体，使工人可以通过商讨制定相关的政策？是否应该在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移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团结的关系？我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解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这一问题。 我们何时需要它？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说，“我们的义务是保卫全美劳工的利益”，同时还要争取移民政策的改革，保障移民的合法权利，包括组建工会以及不被报复的权利。? 但是不可否认，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计划都能够顺利实现。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恰恰是背其道而行之。例如，近期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提出了关于移民政策的两个目标，主张改革现有的移民体系，建成更为有效的、更适合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移民体系，以增强美国社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这项提议很明显是要利用移民法案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维持工人现有的工作环境。?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方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可以通过争取公民权运动而得以部分地实现。1964年，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开始举行维权运动，迫使美国议会结束了墨西哥移民签署短期合同工的法案。第二年，墨西哥和菲律宾移民在科切拉（Coachella）和德拉诺（Delano）地区举行罢工，《联合农场工人协议》就此诞生。这次运动的领导人在1965年有机会加入议会，并争取到一项法案，即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必须以家庭团聚为主要目标，而不仅仅是满足当地用工的需要。可见，当我们制定出目标时，必须伴有相应的行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我们需要合法化的身份，只有这样，1200万移民才会很快获得居住权和绿卡。我们需要取消那些使工作成为非法的法律条文，以及那些由私人控制的拘留所。我们必须确保华盛顿那些政策制定者们不会将墨西哥、萨尔瓦多以及哥伦比亚人的家庭推入贫困的境地，也不至于使这些国家的新生代再度远离家乡，从事那些附属性的工作，例如在家具厂、洗衣店、建筑工地工作以及为有钱人打理花园或者服侍那些有钱人。那些推行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中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们与家庭，应有生存的权利，不会被迫漂泊他乡。为了使这一权利成为现实，他们需要有条件在自己的故乡工作，拥有高效率的农场以及好的学校和医疗保健措施。? 联合是赢得权利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在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有利因素。超过2亿的移民群体融入在各种工业和农业劳动之中，成为连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纽带。还有什么媒介能胜过工人之间的联合呢？工人们为了寻找工作奔波于南北半球，又有谁会比他们更加清楚哪里的工作条件更好呢？又有谁对全球化的认识会像他们那样深刻并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呢？ 组建移民共同体的目的不是对被践踏的底层群体的怜悯，而是要充分理解我们这个社会以及劳工运动的存续所必需的条件。如果我们真的想建立起政治权力，那么我们必须将移民群体吸纳进来，为争取其权利而斗争，并且使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登记的和未登记的）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