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亚洲》季刊2010年第2期发表了辛匡容（音译）撰写的题为《全球化与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分解和新生》的文章。该文认为韩国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由正式工组成的经济斗争型工会运动趋于衰微。非正式工的队伍不断扩大。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斗争既是劳工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此得到社会运动日益广泛的支持，出现了非正式工和社会运动联合行动、并肩战斗的趋势，因此培育和发展社会运动型的工会运动将是振兴韩国工会运动比较理想的选择。文章内容如下。
韩国是在向政治民主化过渡时期实行经济全球化的。民主化使工人有权组织起来，全球化则削弱了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并将工人阶级分解为规范就业的正式工和非规范就业的非正式工两大群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骤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完全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出现了大量非正式工，他们是承受经济不安全和社会风险等种种苦难的弱势群体。在企业工会体制下，以大企业工会为主体的经济斗争型工会运动在维护非正式工权益方面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在非正式工开展维权斗争的基础上兴起了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它认为劳工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此将二者统一起来进行斗争，它将成为由正式工组成的工会进行单纯经济斗争的工会运动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对于经历了类似的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或许可为它们提供一种新的前景。 民主化时期的工人斗争?经过长期斗争，菲律宾的民主力量终于在1987年6月战胜了长达20多年的独裁政权。马科斯政权的垮台在包括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在内的东亚多地引发了要求民主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领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公民加入到学生斗争的行列，反对军事独裁，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就民主化问题进行谈判。他们关心的是不要像菲律宾那样整个政权彻底垮台。 韩国的民主化有两大特点：第一，迫使军人政权接受民主化要求的主角没有机会参与有关实行民主的谈判，在“6月民主化斗争”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学生组织完全被排斥在政治谈判之外。反对党为了垄断关于向民主过渡的谈判权，一开始就在秘密交易中承诺，不让提出激进政治要求的街头示威者靠近谈判桌。第二，西欧的工人阶级在争取实行民主的过程中联合了农民、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起到了领导作用。韩国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却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倒是组织完善的学生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把群众动员起来争取民主。大多数韩国工人没有参与民主化运动，只有一些劳工积极分子在一些地区领导反独裁政府的抗议?活动。? 劳工的攻势当独裁政府面临人民群众的抗议，宣布将同反对党领导人就民主过渡进行谈判后，立即发生多起大罢工。继学生及积极分子争取民主的1987年夏季斗争之后，爆发了夏季的工人大罢工。6月10日至29日全国400多万人上街游行示威，独裁政府被迫妥协，同反对党就修改宪法进行谈判。因为独裁政府此时已无力镇压劳工运动，罢工便以全国规模和惊人的速度迸发出来。（如表一所示）1987年爆发3749次罢工，为1986年的13.6倍。其中70%是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其次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注意一下爆发罢工的时机对于了解韩国工人斗争的性质十分重要。几乎88.3%的罢工集中在1987年夏天。韩国历史上单月罢工次数最多的是1987年8月，多达2469起；其中8月17日至23日一周之内就达到880起（劳工部，1988年）。这些罢工全都是非法罢工，其中45%以上发生在没有成立工会的企业中，这就是所谓的野猫罢工，它们显示出没组织起来的工人罢工的强烈自发性。独裁政权安全部队的力量削弱了，群众性的不满便爆发出来。  在1987年酷暑的罢工之后，参加野猫罢工的工人自行组织起工会，这是组织上的革命性进步。1987年7月至12月的六个月之内，会员人数从1267457增长至1707456，增加了34.7%。同期内工会总数从2742个增至4103个，增加了49.6%。工会的组织力量在1989年达到高峰，总计有7883个工会和1932415名会员。工会会员率也从1987年的15.7%猛升至1989年的19.8%。 劳工运动最重要的一项进展是包括大型家庭企业在内的大型企业工人组织了工会。在1987年以前，现代集团下属企业全都没有工会，至此则全都有了工会。自从现代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工人于1987年7月5日组建工会以来，现代集团旗下的公司的工会在1987年8月南方工会带的工会化活动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由于现代集团的老板不承认工会并力图以暴力摧毁工会，它的下属企业成了工人与经理之间战斗的战场。在现代集团下属大多数公司聚集的新兴工业城市釜山，工人除到中心城区游行示威外，还采取静坐罢工和占领工厂等更为激进的抗议方式反对资方的压制。在取消工会的图谋屡遭挫败后，在工人普遍举行游行示威的压力下，现代集团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工会，把工会作为集体谈判的对应方。现代造船公司工会和现代汽车制造公司工会成为10年工会运动中的领头羊。 劳工运动另一项重大进展是独立工会运动的兴起，它又被称为“民主工会运动”。在独裁政权统治时期加入韩国总工会（FKTU）的绝大多数工会都是资方和政府主办的企业工会。政府严密地控制着工会，禁止独立工会和产业工会参加政治活动。只有得到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工人组织才被承认为合法工会。由于劳动关系法不允许一个企业内有多个工会，因此只有一个工会能合法地存在。资方力图依靠警察和安全部队控制那些突破法律规定的异类工会。新组建的这些工会公开批判那些现有的被政府认可的工会的活动方针，坚持独立于资方和政府的立场，在争取政治民主化的宏观框架下自主制定劳动关系的方针政策。 在民主过渡的第一年，不同政党之间达成共识要修改不民主的劳动关系法。专制的执政党在群众性罢工的压力下勉强同意修改劳动关系法，1987年7月国会讨论了修改法案。鉴于罢工浪潮已使现行劳动关系法无法执行，普遍认为修改该法势在必行。该法的修改案终于在工商企业界的强烈反对下获得国会通过。修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单一企业工会的规定，取消政府有权解散工会及制定工会领导人资格的规定。但卢泰愚总统支持企业界的要求，于1988年否决了修改后的法律，于是独裁政府制定的劳动关系法沿用到后独裁时期，是否修改劳动关系法成为检验1988年以来韩国政治民主的一块试金石。 尽管未能修改劳动关系法，一些工会继续坚持在工作场所以外组织协调一致的活动。1988年12月，一些工会在南方工业带组建了广泛的地区性团结互助网络，以“改革劳动法全国总部”名义开展的联合行动开创了扩大工会活动面的新局面，并于1990年成立“地区工会与产业工会全国理事会”。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它随后发展为1995年成立的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KCTU）。 劳工、资本、政府三方的激烈斗争一直持续到1993年2月，即民选的金泳三总统就任终止30多年军人统治之时。金泳三原是反对派领导人，后来加入专制的执政党并于1992年12月赢得总统选举。他在就职后的第一年竭力要表现为一个改革者，以弥补背叛反对派的过失。他称自己是“特洛伊木马”，是从内部夺取国家权力然后改造它，他要以“改革者”的形象同以前的军人总统划清界线。 金泳三上任伊始就把修改劳动关系法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项改革便再次成为劳资之间斗争的焦点。金泳三任命原人权律师李英杰（音译。——译者注）为劳工部长，李承诺修改劳动关系法，清除过去独裁政府遗留下来的痕迹。他启动对法律的修改，以改善工人的法律地位，保障工人的权利。金、李二人的作为激怒了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使如何处理现代集团工人的罢工成为检验金泳三政府新劳工政策的现实案例。政府宣布不介入此事，要求工会与资方自行解决争端。罢工持续了三个月，全国雇主联合会指责劳工部长利用不干预政策破坏劳资关系，工商界总体上转而对抗政府的改革。 对抗的措施就是减少新的投资。这等于是一次集体不作为，资产阶级充分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对生产行使否决权。这次“资本罢工”导致经济下滑，对雄心勃勃要在上台后100天内以“新经济政策”振兴疲软经济的新政府构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随着多项重要经济指标的下跌，金泳三总统在震惊之余决定收回或弱化不利于工商界的改革措施。他叫停修改劳动关系法，撤换劳工部长，以保守的原新闻界人物南载熙（音译。——译者注）取代李英杰。南载熙决定无限期推迟修改劳动关系法。资本的罢工是合法的，是资本家最有效的集体行动，其效果是对国家意志行使了名副其实的否决权。资产阶级的权力在于它对资本的占有，这是它与劳工的根本区别。 韩国于1993年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并于1994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它面临的是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金泳三总统无论先是强调国际化继而强调全球化，都致力于提升韩国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化的关键词就是竞争力。它渗透于经济、政治、管理、教育以及文化等所有领域。全球化被用来当作一种政治口号，而不是理解全世界社会演变的一种观念。它源自进取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意味着径直迈进国际市场，争取更多出口、更大的利润。为应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加大的压力，韩国政府重申重商主义是对外贸易的原则。 日本和韩国在美国及欧洲消费品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快速增长，使美欧出现贸易逆差，引起冲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要求韩国取消对货物和服务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韩国政府认为韩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及欧盟国家认为它已是发达国家，而且在亚洲仅居日本之后。美国为了减少贸易赤字以报复不公平的贸易，至1998年通过超级301条款，并对日本和韩国实施该条款。 金泳三总统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美欧不断增大的压力，他于1993年4月设立一个工作委员会，筹备韩国申请加入经合组织事宜。韩国如要成为正式成员国，必须接受该组织的全部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包括有关劳资关系的标准和规则以及放宽和解除对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监管。由于韩国劳动关系法的标准和规则未达到正式成员国的要求，但它的加盟对经合组织又很重要，经合组织于1997年10月给予韩国以准成员国地位。因此韩国政府不必改变现有劳资关系，只需采取措施解除对市场的监管，这意味着不需要清除劳动关系或经济领域游戏规则中独裁统治的遗留，仍然可以着手进行全球化。 劳工方面对实行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反应是，要求修改劳动关系法使之符合国际标准。领导民主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指责政府拖延改革，并在1995年组建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民主工总，KCTU），以实际行动公开违抗劳动关系法。这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因为政府在韩国加入经合组织后，仍强行实施独裁统治时的劳动法并控制工会活动。实际上民主工总是一些民主的工会不合法的联合会，标志着在韩国总工会（FKTU）之外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工会中心。韩国总工会代表着官办的旧式工会运动，民主工总代表着向它提出挑战的新型战斗性工会运动。这两个工会中心代表利益不同的工人群体和互相对立的政治倾向。民主工总的口号是“从工厂到社会”，它发起社会改革的斗争、提出超越工作场所的社会要求。其中5项主要要求是：统一管理多头分管的医疗卫生体系；民主管理国民养老保险；改革税制；对经济权力的集中进行监控管制；教育改革。民主工总的战略是以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为基础，将工会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工人权益。 修改劳动关系法与总罢工为争取成为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金泳三政府必须在其任职最后一年之前完成对劳动关系法的修改。政府于1996年5月设立了由劳工、资本、政府及公众各方代表组成的“改革劳动关系总统委员会”，这是自1993年被拖延下来的第三次尝试修改劳动关系法。各个利益集团提出各自的修改方案，当然劳资两方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奇怪的是委员会内两个政府部门的取向各异，以致政府作为一方反而加剧了委员会内部的矛盾。劳工部要求扩大劳工的权利，而财政经济部则强调应以加强韩国货物及服务的竞争力作为修改劳动关系法的指导原则。不出所料，第三轮修法未能使不同利益集团在三大问题上取得共识：禁止组建产业工会的条款；禁止组建教师工会及禁止在公共部门组建工会的条款；政府干预工会活动的条款。工会宣称这些条款侵犯工人的基本权利。然而政府和工商界甚至在已经发动了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之后，仍反对修改不民主的劳动关系法。尽管各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要求，以国际标准为依据修改这部劳动法，总统委员会各方终于因分歧严重未达成协议。政府于1996年12月将修法草案作为议案提交给国会，由其修改通过后成为法律。执政党赶在1996年12月26日凌晨通过它的议案，致使反对党未能参加会议。实际上对劳工而言，经执政党修改后通过的劳动关系法远比政府提交的议案更为恶劣。例如，政府的议案允许即时成立多个全国性工会组织，执政党的议案则将此推迟到5年以后。凌晨通过法律的做法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对，人们不禁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军人统治时期，执政党强行通过争议性议案的手法，对此深感震怒。民主工总当即宣布全国总罢工以示抗议。教会领袖、作家、教授及艺术界人士等公众舆论领袖宣布支持工人的总罢工。虽然仍在休假季节，群众的抗议声势日益强大。韩国总工会、白领工人和高级科研人员也纷纷参加总罢工，执政党在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面前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也指责韩国政府使用不民主的方式修改法律，并指出这个法律本身是不合格的。此外，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于1996年12月28日指责韩国政府违犯了国际劳工组织第88号和89号公约。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温尼则要求金泳三总统否决这个法案。面临强大的压力，韩国政府于1997年1月设法又一次修改劳动关系法。修法丑闻严重损害了金泳三总统的领导威信。 这次总罢工的胜利使民主工总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是它发起了席卷全国的行动并发动了广受公民组织和公民支持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尽管民主工总仍然是一个非法组织，它已成为新型劳工运动事实上的全国中心。那些参加群众集会，反对通过劳动关系法的政党，比过去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工总提出的多项主张。韩国总工会虽然终于参加了这次罢工，但要担当领导为时已晚。 全球化与工人阶级的零碎化1997年12月，多年来的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带来了政治变革。这是政治生活中的分水领：彻底改革官僚组织并重建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关系。但新的民主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两个因素的严重制约。第一，金大中之所以能赢得总统选举，是因为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结盟。金大中作为独立候选人当选总统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因此他与很保守的金钟泌联盟。只有32.5%的选民参与投票，其中又只有40.3%的人选举金大中。既然他从1998年一开始就任命金钟泌为国务总理，便没给自己留下多少政治改革的空间。这种同床异梦的奇特结合仅仅维持了6个月，从而动摇了新政府的社会基础。第二，金大中只是因为有亚洲金融危机才赢得1997年的总统选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泳三政府及执政党低下的执政能力。由于这次金融市场的崩溃源自独裁统治时期的政策失误及其经济体制产生的结构性弊端，所以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投票选举了反对派的金大中，虽然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所受益，但当选后必须解决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和民主过渡给新政府带来历届政府从未遇到过的大难题。金大中在就职前就同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接触，寻求走出经济困境的办法。由于上届政府已于1997年11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该基金同意向韩国提供一笔救援基金，条件是下一任政府要执行该基金已规定的方针政策，因此金大中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根据其要求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新政府同意其要求有两个原因。第一，该基金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新内容，金泳三政府早在1993年就曾推行类似的改革。那次改革推行了多项清除发展中国家痕迹的政策，诸如改变大公司的所有制、公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等。由于工商界的强烈抵制，第一次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这次金融危机之际要求金大中推行的改革恰恰就是这些政策。第二，金大中要解决经济危机除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方针政策外别无选择。他在当总统以前曾写书论述人民经济，强调经济民主和平等。但他没有提出相应的可行性政策措施。现在他只求尽快解决经济危机，因此只得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行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落实“华盛顿共识”的工具，它规定的经济政策毁坏了那些因过度投资和过度借贷而身陷重围的公司，它规定的新利率直接导致多家公司垮台。1993年被公平贸易委员会指认的36家最大家庭企业到1998年有18家倒台。 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1月初设立了一个“（劳、资、政）三方委员会”处理劳资纠纷。其成员包括来自两个工会联合会、雇主协会以及政府的代表，总统的一名助理任主席。三方代表在一个月之内就克服经济危机达成一项被称为“克服经济困难社会公约”的协议，这是劳工同资本之间的一笔“大交易”。只要国家承认教师有组建工会的权利以及工会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则工会方面同意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是国家倡导的第一个社会公约。由于三方委员会地位卑微，不受对工会怀有敌意的官僚的重视，它的成立和社会公约的缔结对劳资关系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变化。委员会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得不到落实。它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机构，只是一个表示多方就克服经济危机达成社会共识的象征。 再者，民主工总领导人仓促地同政府就劳动力市场问题进行谈判，激起该组织的基层群起抗议。协议允许企业以“经营者的合法理由”解雇过剩的工人。并雇用非规范就业的工人即非正式工。民主工总领导人以同意资方要求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换得同意工人有权组织工会。然而扩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意味着同意大规模解雇，政府对企业不遵守协议、无合法理由解雇工人的行为不闻不问，民主工总领导人的威信严重受损。民主工总主席受到内部严重警告后辞职，民主工总内部出现不同派系并互相争权。民主工总谴责政府和资方，退出三方委员会并号召总罢工以迫使资方遵守协议。这样它便同韩国总工会再次发生严重分歧。民主工总对三方委员会采取对抗的态度，韩国总工会则在要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谈判以及关于失业工人的政策等紧迫问题上同民主工总立场不一致。1998年双方终于在政治上分手，民主工总在2000年成立了民主劳动党，该党在2004年由于实行比例代表制在国会赢得9个席位。韩国总工会于2004年成立的绿色社会民主党则因该会多数会员支持保守的大国家党，以致未获得任何席位而解散。 社会公约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民主工总的退出，三方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随即实施这一备受争议的公约。通过大规模解雇和以非正式工替代正式工，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998年12月失业人数飙升至181万人，而一年前仅为67.2万人，这意味着在1998年每个月有10万人被解雇。大量解雇已成为常事，迫使工会退让守势，经济危机时期罢工显著减少，而且是为了反对关厂和拖欠工资而罢工。工人更关心的是就业安全而不是增加工资。民主工总号召举行的几次总罢工都因得不到热烈响应而失败。2002年，失业率回落到1997年前的水平。 虽然失业率看来恢复到平均水平，劳动力市场已发生根本性结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非正式工快速增多。在如何界定非正式工问题上工会同政府发生了激烈争执。政府坚持低估其人数以淡化非正式工问题。劳工阵营则坚持高估其人数以揭露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黑暗面。不过双方都认可这一事实：2008年同10年前相比，非正式工猛增了100万人，其比率上升将近10个百分点。目前韩国非正式工人数占雇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是经合组织各国中比率最高的。根据对非规范就业或非正式工的不同界定，对非正式工比率的估计一般为36%至57%。民办的劳动研究所所长金岳松（Kim Yoo?Sun）认为2001年将近57%，2007年估计为52.1%（800万人以上）。官办的韩国劳动研究所的安洙姚（Ahn Ju?Youp）等一批研究人员认为2005年为36.6%。三方委员会则认为非规范就业工人的比率在2008年为35.9%，约500多万人。 过去10年来，工人被分解为正式工——规范就业和非正式工——非规范就业两大群体，他们在工资和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的差别格外显著。参加工会的工人能在自己所在的工厂或公司保护自己，没参加工会的工人在市场的鞭打下找不到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如表二所示，两类工人中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的比率差距鲜明，非正式工得不到社会保障网络的恰当保护。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仍被排斥在外的工人在全体雇工中仍占很大比例。  由于是按企业组织工会，没有组织工会的工人不能得到工会的任何帮助。只有全国性工会组织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如推动相关立法和政策，动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以及有时同社会运动的一些组织采取联合行动等。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善非正式工的经济及社会地位，因为组织在企业工会中的工人对工厂大门外面的事不太关心。此外，成立于2000年的民主劳动党的力量还不足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府的政策。劳工的力量十分有限，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对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仅伤害了没加入工会的工人，也伤害了工会组织。工会在保障其会员就业安全和工资水平方面越来越退处守势。多数情况下它们能为自己的会员保住工作岗位并增加工资，特别是大公司的工会在为会员争取就业安全和体面工资方面仍然保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然而工会在关心社会问题上退缩了，那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期带头争取社会改革的工会，到21世纪初期往往只顾把自己圈在公司里面。 对企业而言，雇用非正式工人始终是上策。一旦工会会员退休，企业就能轻易地雇到非正式工来长期接替其工作。1989年工会会员率达到18.2%，是为顶点，以后持续下跌。修改后的劳动关系法允许两个进步工会组织即教师工会和公共部门工人工会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成为合法组织，然而这未能扭转入会率下跌的趋势。目前会员率已跌至10%以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法国。但在法国，集体谈判覆盖90%的工人，韩国或许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一个例外——会员率最低同时集体谈判覆盖面也最小。 韩国国会自2001年启动立法程序以保障日益增多的非正式工的权益，经过劳、资、政府三方历时5年的激烈较量，于2006年11月通过了关于非正式工的法律。工会要求法律规定，只有非正式工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才能雇用非正式工。但雇主组织则要求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新劳动法要求雇主在非正式工工作满两年时将其转为正式工，但该法自2007年6月生效以来，就未能起到保护非正式工的作用。许多雇主在两年期满之前，就辞退他们，同时通过劳动服务公司以间接雇佣方式雇用外包工。自从制定新劳动法以来，雇主就普遍以间接雇佣方式使用派遣工或特色合同工等。 工人阶级的零碎化还因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外籍工人的大量涌入而加剧。韩国工人劳动成本上升导致外籍工人快速增加。目前全体雇员中5%以上是外籍工人。2002年至2007年间外籍工人人数翻了一番（韩国移民署，2008年）。绝大多数外籍工人是无技术工人，受雇于建筑业、服务业及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事工资低、危险、肮脏而辛苦困难的工作。他们是工人阶级中的最底层，但对韩国的经济至关重要。他们得不到任何组织保护，是受保障最少的工人。出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并维护他们合法权利的，是一些社会运动团体和教会组织，而不是工会。有些外籍工人尝试自己组织工会但未能?奏效。? 新工会运动最近非正式工举行了几起旷日持久的罢工，显示出他们已开始采取集体行动。他们的罢工使公众了解到他们艰辛严峻的处境。以前非正式工人的问题，远不如参加工会工人的问题那样广为人知并受到重视，因为后者拥有体制的手段可向公众广为传播，而非正式工的罢工则在坚持长达一年多以后才引起公众注意并得到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 非正式工罢工的兴起表明韩国劳工运动的新发展。它有三个特点：第一，运动的主体已不是大企业的正式工而是中小企业的非正式工。第二，罢工持续时间长。企业主不承认非正式工的要求为合法的要求，因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成妥协。如伊兰德服装商店的罢工持续了500多天，直到另一家公司买下伊兰德（E land）并同意满足罢工工人的要求才结束。电脑零配件特色商柯斯康姆公司的罢工持续了475天，直到同意将罢工者的身份从非正式工改为正式工才结束。基尔容电子公司的非正式女工的罢工持续了四年多。这些罢工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直到2007年关于非正式工身份问题的劳动法生效后才引起公众的注意。第三，非正式工罢工的境况远比正式工的罢工复杂。非正式工在劳工积极分子、激进学生和公民的协助下采用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如饥饿罢工、在厂内静坐抗议和街头集会等等。近来兴起的一种新策略是在电视塔塔顶示威或静坐。缺乏资源的非正式工只是要引起公众的关注而不是寻求大工会的支持。此外，互联网和其他在线媒体开始成为罢工者同社会交流沟通的重要资源。 非正式工罢工活动的兴起给韩国劳工运动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大企业中正式工的工会虽仍能在谈判中对自己的企业施加强大影响，但已不能带领工人阶级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非正式工的运动则蓬勃兴起，成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新草根运动。 产生新劳工运动的另一因素是社会运动的发展。韩国公民社会一个最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近年来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运动经常被称为公民运动，它于20世纪90年代遍地开花。绝大多数社会运动团体关心的都是一些同阶级无关的问题，如人权、消费者权益、住房问题、水污染、社会福利以及税制与平等。在独裁统治时期有些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同劳工积极分子共同参与民主化运动，建立了个人之间的网络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运动团体发展的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团，它们专注于一些特定的问题。社会运动团体的关注集中于宏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较少关心工资和工作条件等工作场所的问题。频繁的罢工使社会运动团体对工会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公众的支持对这些团体很重要。社会运动团体在抗议运动中开始发挥带头作用，它们代表公共福利，声讨政客和官僚的腐败，提出伸张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的要求。与之相对照，工会被视为是自我服务的小团体，只顾谋求自身在企业中的小利，不关心广大的社会问题。 蓬勃兴起的非正式工的斗争改变了这种境况，一种新的关系将劳工和社会运动团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劳工维权组织和各种反全球化组织共同参加支持非正式工的斗争。由于非正式工斗争的地点是在大公司外面，便于社会运动积极分子参加他们的罢工和游行。随着非正式工问题的日益政治化，多种社会群体采取统一行动变得更具合理性，也更加可行。与公众对正式工工会运动的支持逐渐衰减相比，非正式工的运动正在赢得民众日益广泛的支援。 近年来非正式工罢工的胜利显示出社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结盟的潜在力量，非正式工的几次激烈的罢工斗争使他们保住了工作岗位并且提升了就业身份。与此同时，非正式工人数的不断增长，使得非正式工的工作无保障和工资微薄问题，成为全体公民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同非正式工相关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劳工问题。于是社会运动团体、公民和工人面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有了共同关心的题目，虽然这种共同的关切一时还不能改造大企业里正式工的工会，但可以促成一种越出公司围墙的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目前韩国正在开展关于以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替代经济斗争型工会运动的讨论。这样，从非正式工的斗争发展而成的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或许会替代企业工会运动，企业工会运动淹没了韩国大的工会，并导致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衰弱和没落。 结论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所有的民族国家，但它的影响及后果在各国大不一样。全球化在韩国的表现有两个特色。第一，民主化与全球化相伴而来。虽然民主化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产生的后果在时间上有一段间隔，这两大力量的结合压制了工人阶级。第二，韩国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加速度地实现全球化的。它仅用两年时间完成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改革，加入了经合组织。民主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工人阶级既经历了新的机会也遭遇到新的压制。 在民主过渡时期工会比过去更有力量，依靠国家机器镇压或通过上级委派和政府来控制劳工运动已比过去困难得多，但公平竞选和舆论自由并不能完全保障工人的权利。发展中国家的官僚和政客禀承了强烈的反劳工传统，新的民主政府的劳工政策同以往政府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在文人总统治理下，政策痼习、陈规老套依然如故。政治民主并不必然保证劳动关系的民主化和工人的权利。 然而出现了悖论。全球化提供了突破旧桎梏的新机会。韩国要取得经合组织成员国资格就需要修改军政府时期制定的严酷的劳动关系法。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给韩国工人带来了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的机会，因为修改劳动关系法，使之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后扩大了工人权利。不过韩国经验还表明，修改了劳动法以后，工人仍需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劳动关系的民主化。国际压力与工人斗争的相互促进能够战胜来自工商界和保守政治势力对劳动关系法进行民主改革的抵制。 另一个悖理之处是，民主政府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破坏了工会运动的组织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韩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强制新政府推行它规定的政策，随着民选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推进，工人权利也因之被剥夺或受到威胁。非正式工队伍的迅猛扩大不仅产生出一个贫困工人阶层，也给工会运动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企业工会变得只热衷于为工会会员的经济安全而斗争。由于社会运动团体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工会在21世纪初成为游离于社会运动边缘的力量。此外，移民工人的大量涌入更加剧了工人阶级的零碎化。总之，全球化在韩国工人群众中间制造了错综复杂的裂缝，给韩国劳工运动带来许多新的挑战。 然而随着非正式工斗争的展开，兴起了一种新的劳工运动。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边缘化了的工人，在得不到现有工会有力支援的境况下，举行了持久性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非正式工的罢工胜利同社会运动团体的结盟是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劳工运动，它有别于传统的大企业工会组成的以经济斗争为导向的工会运动。从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同非正式工结盟的集体行动发展而来的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或许能促进新劳工运动在韩国的发展。我们期待着，在过去20多年经历过类似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其他亚洲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