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是人们为实现某种要求或表示抗议而集体停止工作的一种行为,和游行示威常常伴生。比如在法国,有罢工就有游行示威。尽管是一种和平的方式,但罢工毕竟是一种抗争,目的是要获得点什么。 
　　并不是每次罢工都会达到目的,想保证有所收获的话,必须满足以下几点。 
　　首先,罢工从来都不是双赢的,顶多单赢,还可能双输。罢工者一旦以这种抗争形式开始,就必须想到让雇主蒙受损失,或者说老板损失一定要大于罢工者的损失,使前者得不偿失,不得不接收后者的条件,这叫单赢。如果不是如此、罢工者损失更大的话,则是双输,罢工失败。 
　　其次,罢工必须间接地将其他无辜的人作为人质才能增加筹码,但不能惹上官司,既要挑战司法又不能越界。如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罢工,旅客就像人质,滞留机场回不了家;教师罢工以学生为人质,让他们无法上课,以此增大破坏力,让雇主或管理当局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管理当局坚持打官司,那罢工者气势就大打折扣。 
　　再次,罢工必须有社会影响力才能取得效果,于是就要获得社会同情。而一旦产生效果就会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引发更大规模和更广泛参与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从而走向恶性循环,借此逼迫管理当局妥协。 
　　我亲身经历过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比较一下两国这方面的特点,也许会有点启发。 

 

　　 
　　软弱法国VS强硬美国 

　　 

　　罢工者都一厢情愿地指望单赢,而雇主则力图双输,反正自己遭到了损失,那么最好也让罢工者吃点亏。在这一点上,法国管理者做得软弱无力,而美国人则反应强硬,不惜施以铁腕。 
　　法国人罢工和示威如同家常便饭一样普遍,大多数场合下行政当局没有人出来对罢工者进行指责,他们只是表示罢工运动不要太激烈,不要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同时那些法国政客们还不忘公开提及罢工是人们的权利,言下之意是不能不让人们施行他们应有的权利。总之,法国人对可能造成破坏的罢工行为都噤若寒蝉,企业主和管理当局都会放低姿态,不敢公开对抗。 
　　美国不同。2005年底纽约地铁工人罢工,首先就遭到了市长布隆伯格公开和强烈的抨击。纽约市马上采取应急措施,要求驾车者合开或者乘出租车上班,这个亿万富翁市长甚至有车不坐,亲自步行到法院参加有关罢工的听证会。在市政府的压力下,纽约州的检察官指控工会违反了该州禁止交通工人罢工的法律,决定对工会处以每天100万美元非常严厉的罚款。而这个工会常年积累的资产不过几百万美元,如果坚持罢工、指控罪名又成立的话,工会几天之后就会破产,从而连自己组织资源都葬送了。 

　　为了进一步瓦解罢工行动,纽约市政管理当局还声称要每天扣除罢工工人的双倍工资作为惩罚,因为罢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美国人这种敢于得罪选民、以暴治暴应对破坏性罢工的做法,和法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司法介入 
　　 
　　那次纽约地铁员工罢工刚开始时,纽约市内的公共交通大部分中断,步行上班的人一下子遍布街头。罢工者挟持上班族为人质的策略看上去奏效了,管理当局面临空前的压力。就在这时,在市政府的运作下,纽约州的最高法官要求领导罢工的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高层出庭应对司法起诉,并威胁判处这些工会领袖监禁——如果他们拒绝结束罢工的话。 
　　司法当局强势介入使工会领袖备感压力,即便不真的抓他们、只是出庭应诉的话,也会使工会领袖和行政当局的谈判中断,罢工者群龙无首。如果不应诉,就可能被加上一条藐视法庭的罪名,被警察抓去出庭。让工会领袖官司缠身后,纽约市对罢工工人也严阵以待,在街头上打砸的罢工者会被防暴警察拘捕带往看守所。 
　　巨额罚款会让工会组织破产,吃官司又会使得工会领袖个人面临牢狱之灾,在这种擒贼擒王的双重压力之下,罢工者只能选择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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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法国工会领导人组织罢工不仅不会有入狱危险,还会树立他们个人在群众中的形象。而街头施暴的罢工者大多数场合下也就是遭到警察的驱散而已。我在法国时,看到法国西部渔民打砸抢被抓进拘留所后,其他渔民长途跋涉前往营救,以更大规模和长期的抗议迫使政府放人,大获全胜后才班师回朝。 
　　 
　　让舆论谴责 
　　 
　　不能忽视的还有公众的压力。 
　　在美国,公众舆论对罢工持同情态度的不占多数,像法国公众人物那样公开力挺罢工者的人更少,因为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损伤了他们的权益。其实以我们的角度,西方人多数罢工诉求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他们享用的待遇与大多数国家的同行相比已经很高了,换在亚洲,根本就不能成为罢工的借口。 
　　纽约地铁工人的罢工中,工会提出的加薪和福利要求让人窃笑。因为他们要求在地铁站卖票的高中毕业生比街头站岗的大学毕业的警察待遇还高,整个地铁工人的平均工资还高过教师,而那些教师中不少人还是拥有硕士学位的。他们这种企图使自己工资待遇不仅比非工会会员同行、而且比高学历阶层还高的要求,让社会舆论难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