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尘肺村”揭秘 与各地“尘肺病”农民工的遭遇有所不同，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等村的农民工尘肺病问题，是中国众多“隐形尘肺”的一个缩影。之所以称为“隐形”，是因为黑松驿镇近百名尘肺病患者，从6年前发病到现在，直到死亡，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沉默，当各地农民工为“尘肺”维权而战时，他们却默默地等待生命的终结……[搜狐博客关注：甘肃“尘肺村”] 黑松驿镇惊现近百尘肺病农民工 ■中国经济时报 记者 屈一平 ■火兴才 ■调查之一 黑松驿镇惊现近百尘肺病农民工 等死的尘肺病人 “（怨就怨他）个人命不好，得了这么个病……” 44岁的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一棵树村村民吉兴花这样评价丈夫的病。 刚满50岁的陈德金，从4年前查出尘肺病，就开始了“活一天算一天”的打算。 2009年11月22日下午，在自家土炕上半躺着吸氧的陈德金听说记者采访，被妻子扶了起来，靠墙坐着，鼻子里还插着输送氧气的管子。 尘肺病晚期的陈德金，已经到了“24小时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他说话断断续续，要凑到跟前才能勉强听出他要表达的意思。 陈德金称，这是七年前，在千里之外的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金矿打工落下的病根。 那时，与他一起打工的工友们打眼放炮，粉碎矿石，每天都在白色的粉尘里面工作，几乎都没有采取过防护措施。年复一年，久而久之，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 “老陈怕是过不了这个年了。” 工友们几乎都在说，陈德金的爱人吉兴花告诉记者，大夫也说了“活过一天算一天，药已不起作用了”。 从2005年查出“早期尘肺”至今，陈德金自己买药住院看病，实在没钱了就找亲戚朋友借，现在已经向亲戚朋友借下了30000多元的债务。 “古浪县黑松驿镇有近100名尘肺病人”。古浪县尘肺病患者周俊山告诉记者，这些病人已经在黑松驿镇政府组织下，统一在镇医院和县医院检查过不下三次，陈德金是当年从武威到酒泉金矿打工者中病情目前最重的一个。 而尘肺病最为严重的庙台村已有3人死亡，临近的水沟村和西庄子村各出现1例死亡病人。 尘肺病者死亡名单 杨自发是古浪县前往酒泉金矿打工者中被死神“光顾”者中最年轻的一个，2008年1月29日去世时年仅36岁。 2009年12月28日，记者在位于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村杨自发的家中看到，简陋土坯房里，除了出嫁时陪嫁的箱子和衣柜，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能卖的全卖了”。 12岁的大儿子杨斌文发烧已经第三天了，站在没有生炉子的屋里孩子有些发抖，刚刚从新疆摘棉花回来的赵红霞一提到丈夫的死，就泪流满面。 她告诉记者，1998年8月，丈夫看到去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镇460金矿打工的本村村民武登琦每月有1000余元的收入，便动心了。 27岁的杨自发身体健壮，丢下刚满周岁的大儿子，1998年9月，和庙台村近20多人登上了开往肃北马鬃山460金矿的车。 腊月三十，他回来了，带着打工挣的1200元钱。 赵红霞说，丈夫在金矿干的主要是井下打眼放炮、粉碎矿石的工作。每年去两次，四月份种庄稼回来一次，八月份收庄稼回来一次。九月末再上金矿，来年元月份回来。 这一干，就是6年。 2004年，杨自发开始咳嗽，出现胸疼、胸闷状况，常常走路透不过气来。武威市医院诊断为：早期尘肺。2006年，他在凉州区医院做手术。 “说是自发性气胸，要在肺上开眼子，把气抽出来。”赵红霞说。 这样的手术，在2006年短短的两个月内就做了四次。这一年，赵红霞家里的账单这样记载：两头牛卖了2800元，农用三轮车卖了2000元，借姐姐家10000元。 2007年底，杨自发已经完全离不开氧气瓶了，“24小时输氧”的费用让这个因病负债的家庭早已不堪承受。 2008年1月29日，杨自发因尘肺病死亡，年仅36岁。看病欠下了五六万元的账，为了生存，妻子赵红霞将小儿子交给远在天祝县朵什乡的娘家人供其上小学，自己带大儿子艰难度日。 自此，古浪县曾经在酒泉460金矿打工的村民尘肺病便逐渐进入爆发期。 2008年5月13日，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村村民李发忠因尘肺病死亡，年仅42岁。 2009年2月5日，古浪县黑松驿镇水沟村村民禹清海因尘肺病死亡，年仅45岁。 2009年8月16日，古浪县黑松驿镇庙台村村民杨自虎因尘肺病死亡，年仅43岁。 2006年10月27日，古浪县黑松驿镇西庄子村村民张岳山因尘肺病死亡，年仅39岁。他是在酒泉460金矿有打工经历，因尘肺病死亡的第一个古浪籍农民工。
黑松驿的梦魇 2002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到酒泉马鬃山镇460金矿打工的庙台村村民们回到了家乡。这一年，尘肺病开始“眷顾”他们。 36岁的马江山是庙台村第一个出现病症的村民。2002年11月，他开始出现剧烈咳嗽症状，当时古浪县医院并没有查出是尘肺病。2003年4月，武威市凉州区医院按照肺结核治疗。当年年底，诊断为尘肺。 “我告诉大家别去矿上了，这病和金矿有关，他们都不听我的。” 马江山告诉本报记者，该村村民多数都是在2004年发病的，如果早两年像他一样的离开，现在病情不会那么严重。 “起先，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环境，后来知道了，也劝他们别再去金矿打工。” 庙台村卫生所大夫梁玉兴告诉本报记者，从2003年马江山得病开始，他接触到的尘肺病患者不下50个。由于尘肺病人一感冒就需要输抗生素，所以每逢季节更替，50多平方米的小诊所就挤满了前来打针的尘肺病患者。 庙台村是黑松驿镇尘肺病重灾区，到记者调查采访时，3人因尘肺病死亡，一些重病患者陆续出现。这些村民的病历单上，都写着一样的诊断结果：尘肺。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仅仅在庙台村就有这样一份尘肺病人名单。 李发金、李发先、李发科、李发明、马江山、汤天智、武登琦、武登瑞、刘峰、刘智、刘善德、刘延军、刘延林、李权、李文、李清智、尚志发、尚志华。 上述受访者都有在酒泉市马鬃山镇460金矿打工的经历，年龄在30—45岁之间，70％在2003年—2005年期间出现咳嗽等尘肺病症状。 整个庙台村都笼罩在“尘肺”的阴影之中，人人自危。 “再这样下去，我们这里就会成了寡妇村”。 庙台村原村主任说出了人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调查之二 “病根”何在 甘肃省武威市黑松驿镇曾经在酒泉460金矿的打工者出现尘肺症状的村民每天都在增加，那么，酒泉市马鬃山镇460金矿的劳动条件和环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矿工说法 “没有培训，没有体检，发了施工工具就下井干活了。” 尚志发曾经在金酒泉460金矿做炮工，从事井下风钻打眼和爆破工作，然后在粉尘中装运矿石，并将运输到地面的矿石进行粉碎，接触粉尘的机会最多。 他告诉本报记者，1998年—2005年间，酒泉金矿经营业主多数都采取国家禁止的干式风钻掘进方式，未向他们提供任何有效的防尘护具，加之没有通风设备，工作时坑道内粉尘弥漫，环境十分恶劣。 “只要风钻一开，不到1米高的坑道对面看不见人。” 尚志发一边说一边剧烈咳嗽，同样是诊断为“早期尘肺”的村民李发科接着说，通常要从早到晚干一天，下班从坑道里爬出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连吐出来的痰都像沙石水一样。 村民们告诉记者，金矿唯一防护措施就是一层普通的白口罩，并没有专业的防尘口罩，直到2005年才开始实施水钻掘进方式，粉尘才少多了。 2004年尚志发在古浪县医院B超，诊断为尘肺。之后便不停进行中西药结合治疗。 2007年12月，他第一次在家门口喘不上气来，最后休克。送往医院抢救发现，“肺泡已经烂掉了。”短短一个月，他做了两次手术。 接受记者采访的40多名黑松驿尘肺病人都这样描述他们在酒泉460金矿的生产环境。 记者从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陈红兵主任那里了解到，尘肺是在无通风除尘设施的矿井下长期作业，吸入大量矿石粉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发生堆积，影响气体交换，从而引起的肺部病变。该病变为不可逆的破坏性病理性组织改变，日久不愈，可并发肺气肿、肺纤维化和肺心病，最后肺变得像一个水泥疙瘩。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治愈尘肺的特效药。 “活到哪天算哪天吧！”尚志发告诉本报记者，“不能感冒，不能干活，不能使劲”的他，现在开一个小型面包车过日子，其他体力活根本不能干，每天还必须去村卫生所打针。
矿长说法 2009年12月27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村民反映所在打工时间最长的金矿矿主潘占林——现肃州区人大代表，酒泉市得意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得意茶楼老板。 “金矿不可能导致尘肺。” 见到潘占林是在肃州区人大会间隙时间，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得意矿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你也取得了矿长资格证，这就是说你在接受矿长资格培训中所学的知识就是金矿粉尘不会导致矿工尘肺？”本报记者发出这样疑问。 对此，潘无言以对，却一再声明自己从2000年一开始在酒泉肃北开矿就配备了水钻设备防尘，是古浪县的村民自身保护意识差，嫌脏就不用水钻。金矿也配备了防尘口罩，是农民工自己总不愿意戴。 “他们一天能抽七八盒烟。”潘占林进一步表示，所以肺“都不太好”。 2008年5月，“家里揭不开锅”的周文秀在丈夫李发忠因尘肺病过世后联系到矿主潘占林，后者为其支付2000元安葬费，潘占林对此解释为出于同情心。 “有水钻嫌脏，不清洗口罩，日抽8盒烟，当地气候恶劣，在煤矿打过工”，是潘占林对古浪籍尘肺病患者列出的五大原因。 然而本报记者在曾任2000年—2002年潘占林金矿生产矿长的张德华那里得到这样的说法，“没有水钻，口罩是普通的单层棉纱口罩。”2002年底检测出轻度尘肺的他现在上楼梯也是气喘吁吁。 职能部门说法 “460矿存在严重违法开矿现象。” 酒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德民说，460金矿最初审批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企业法人是马鬃山镇矿业总公司工业公司（乡镇企业），但企业不断越界开采，面积扩展到50平方公里，并且承包给私人进行多点开采。这种掠夺式开采1998年到2002年最为泛滥，最多的时候达30多家，国土局也一直在整顿其非法开采行为。 张表示，酒泉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06年底责成肃北县马鬃山镇矿业总公司整顿停产，目前还没有通过审批验收。 “金矿肯定能导致尘肺。”酒泉市安监局非煤矿山安监科科长于积华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2002年，时任安全生产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于积华曾去过460金矿，“确实存在防护条件差、生产条件差的小作坊式生产”，当时的15家金矿都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在整顿之列。 “天高皇帝远，去一趟又不容易。”于积华说，肃北距离酒泉市中心近千里，看一个矿来回得三天，酒泉地区有近500家非煤矿山企业，“有的矿山我们一年都去不了一次，连常规检查都无法完成”。 于积华表示，到记者采访前，他并没有听说过千里之外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有矿工得尘肺病的事情，他向记者索取古浪黑松驿尘肺病人的名单，表示要通过请示酒泉市政府，会同肃北县清查此事。 ■调查之三 尘肺病怪圈 采金者“路线图” 抱着改变贫穷命运的美好梦想，黑松驿镇的庙台、水沟、萱麻河、西庄子等村的百余名村民纷纷走出古浪，结伴而行，陆陆续续来到千里之外的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金矿区打工。 于是，这些当年的采金者便绘制了第一张路线图——“行进路线图”：自古浪出发，乘坐长途班车出古浪峡经武威过张掖到达酒泉市，再经嘉峪关市到达玉门镇，这一路都是西北方向；而从赤金镇出发，则基本是北向到达肃北县马鬃山镇，然后经边防检查站，一路穿越300公里茫茫戈壁到达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460金矿。 如同候鸟一样，他们十年如一日重复着这条打工路线。 矿工们描述，在这里“能够清楚看见新疆天山”，距离蒙古国边境约有80公里。 然后，便开始住“地窝子”，点蜡烛，每天长达10小时左右的采矿或者粉碎矿石作业，机械、枯燥，劳动量大，但可以比工程队多挣钱，一干就是大半年。 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二张“路线图”便是家族式的打工模式。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村民的打工模式更加单一。一个或者几个打工者比其他地方的打工者挣钱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至亲、好友，乃至亲兄弟约上，次年一举进入这一领域，越是赚钱的活更能体现这种几乎是占领式的打工模式。 萱麻河村的赵文玉是黑松驿镇第一批前往酒泉460金矿的打工者，也是最后一个离开460金矿的尘肺病感染者。1996年3月进场，2007年6月离场。 这位当年只有18岁的小伙子，在酒泉460金矿整整干了11年。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萱麻河村尘肺病人名单中绝大多数为赵文玉的胞兄弟。 他们的名字便是一张家族式打工图：赵文珍、赵文财、赵文延、赵文红、赵文祥、赵文凯、赵文庭、赵文瑞、赵文忠、赵文友、赵文海、赵文林、赵文杰、赵文清…… 而萱麻河村的尘肺病患者远不止于此，还有陈新友、王荣、崔国成、蔡成祥等不少外姓人。 黑松驿采金者的第三张“路线图”则是一张打工路上的不归途——尘肺感染图。 受长期贫穷、落后困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摆脱困境，黑松驿人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酒泉460金矿打工挣钱。 然而，由于自身劳动保护意识差、金矿劳动保护设备和设施不到位以及监管部门监管缺位等原因导致黑松驿采金者普遍患上尘肺病，而当前的医疗情况下，尘肺病等同于不治之症。从而导致这些试图改变命运而外出打工者走上一条不归路：打工——挣钱——患病——治病——举债——死亡。 卫生准入制度 早在2002年，国家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除了前期加大预防经费和防护用品的投入外，就监管单位来讲，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职业健康的检查尤为重要，那么酒泉市卫生部门是否了解近几年来本地区肃北县金矿农民工尘肺病的情况呢？ “我们查不到这块，太远了。” 12月24日，酒泉市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许尔云科长这样回答本报记者的疑问。他进一步解释，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工人进矿前要进行体检一次，一年后要进行体检一次，离岗后还要体检一次，要建立《职业健康档案》。肃北县距离市中心较远，人手有限很难兼顾，肃北县卫生部门也没有报过这个情况。 “私企这块很难贯彻，我们也没有强制约束的权力。”许无奈地告诉记者，在煤矿、石棉矿、铅锌矿等高危职业病防治方面，卫生准入存在空白。这就需要人大立法，从根本上解决对职业病的合理赔偿。 如果把岗位体检比作职业病防治的第一道门槛，那么对生产环境现场劳动生产条件的监测和评价则是防治职业病的第二道至关重要的门槛。 酒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科长张兴林说，作业场所卫生条件监察这块早在1998年机构改革后就归安全监察局管，他们主要负责用工监督工作，如果是经职业病鉴定为尘肺病的，依据《工伤条例》产生的工伤纠纷归劳动部门受理。 卫生部门管职工的健康档案建立，劳动部门负责用工劳务关系监督，矿工作业场所的卫生条件监察到底归谁管？ 渺茫维权路 记者连日采访中发现，从武威市古浪县黑松驿镇去酒泉市肃北金矿打工的村民们，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因为尘肺致死5例的事实，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维权。 “怨个人命不好。”古浪县黄羊川一棵树村村民，44岁的吉兴花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陪护丈夫。 “我们去了也要不上（补偿）。”记者咨询因尘肺病致死者李发忠的爱人周文秀，是否找过相关部门维护自身权益时得到这样回答。 “不知道，也没找过。”更多的尘肺病家属这样表达。 5名因尘肺病致死的家属中，杨自发的妻子赵红霞在丈夫死后，向黑松驿民政局提出低保申请，得到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之后再没有回音。 杨自虎家则在他去世后得到黑松驿镇财政拨付的一次性500元安葬费。 李发忠家也得到了660元的2009年7月—9月一个季度的低保。 2009年年初，庙台村2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尘肺”的消息传到了黑松驿镇政府，镇上统一安排村民到黑松驿镇医院拍X光片，进行肺部检查，然而，费用由个人自己承担。 9月，由古浪县政府牵头，会同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来到黑松驿镇，安排村民统一到古浪县医院去做检查。 “有病就报销，没病自己承担。”村民们说黑松驿镇财政局这样界定此次拍片费用归属。 截止记者发稿前，黑松驿镇所有在9月份拍片的村民钱是交上去了，片子也拍完了，至今没有看到结果。 在古浪采访期间，本报记者多次联系古浪县分管卫生的王副县长，都被其秘书告知“王副县长很忙，没时间接受记者采访”。 古浪县劳动局、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也以“须经县委宣传部门打招呼”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首先是劳动关系认定很难。” 酒泉市劳动保障局纪检组组长王吉文对黑松驿村民维权有所担心。 职业病防治机构检查，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接受职业病医学诊断。 黑松驿民工们没有一个人和金矿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并且在多家私人金矿交替打工，这显然给他们下一步维权带来了巨大困难。 另外就是申请工伤损失赔偿。本地鉴定结果迟迟没有踪影，打工地酒泉疾控中心没有职业病鉴定资格。《职业病鉴定书》该由谁来出具，怎么出都成了难题。 “现在我身单力薄，平时车费都付不起，找谁去。”轻度尘肺达7年的矿长张德华剧烈咳嗽着，听说记者来了，他从肃北坐了四个小时长途车赶来酒泉市见本报记者，听说要想获得赔偿还得走那么长的路，他再次忍不住咳了起来。中国经济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