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姬找出曾经给丈夫供氧的“氧立得”。这是这个家里唯一看起来
○从1999年开始，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村民徐志辉发现，身边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人死去。而在双喜村11组，曾经一起在深圳做风钻工的同乡先后有10人去世。 氧气瓶的过滤水咕噜咕噜地翻滚着。输氧管直通鼻孔。 徐瑞乃仍然抬不起头来，脑袋无力地搁在床沿上。自从6月20日住进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他已无力踏出病房一步。 从1990年开始，他和弟弟徐瑞宝、村里的其他劳力辗转深圳各高楼大厦工地，扶着钻机往地底下打洞。他曾经没日没夜地干，希望能改变家中的贫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年。 而今天，他却在为多活一天算计，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从他曾经劳作过的地方拿到一点补偿款，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欠下的巨债。 在家乡湖南耒阳治疗的时候，他被医生告知得了尘肺病——医学资料显示，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职业病，随着病情加重，肺部坚硬如石，病人最后窒息而亡。这种病每年杀死上万名在粉尘中工作过的中国民工。 “在我的老家，病情比我严重的都死掉了。”说到死亡，徐瑞乃语气平静得像是跟人在聊家常。 被堵塞的肺徐瑞乃看过自己在医院照的胸片。 在光源的照射下，片子里有两个肺布满了白色的光点，像一张网，“我的肺就像塞满了小石子，到后来，就会形成一块一块的，整个肺都会成为石头一般坚硬。” 徐瑞乃对自己的病已不陌生。 1990年，他跟弟弟徐瑞宝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一起来到深圳，成为一名风钻民工。那时，特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尘土飞扬。徐还是村里最早一批来到深圳打工的村民之一。 徐的工作是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通俗地说，徐要在工地上直径一米二甚至四五米的洞里，往地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爆破，形成数十米深的桩孔。最后，孔桩被灌注钢筋水泥，成为一栋二三十层甚至更高的大楼的支柱。 从2000年开始，徐瑞乃觉得身体不适，“首先是咳嗽，那个时候呼吸还不困难”。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炎。吃了两三个月的药，没咳嗽了。但好景不长，徐瑞乃病情复发，更严重的是，发烧伴随而来，“打一针都没用，要输液一个星期才能好转”。 2003年，医生得知他干过多年的风钻工，告诉他应该是得了尘肺病。此时，他已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从此，身体每况愈下，像正常人一样的顺畅呼吸成为徐瑞乃无法实现的奢望。 今年5月下旬，他决定前往深圳来讨个说法时，老乡们用担架把他抬上了火车。 与徐瑞乃同一个病房的徐术忠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1996年3月开始，徐术忠经老乡介绍，成为一名风钻工。干到2000年八九月份，徐术忠回家结婚。2001年患病至今。 徐术忠身体削瘦异常。在5月份来深圳时，身高一米六四的徐术忠量了量体重，74斤。 6月20日，徐瑞乃、徐术忠和另外7名老乡由当地政府安排进了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住院，“说是免费治疗”。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病人。从表面上看，他们跟正常人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的肺已经布满“光点”，这导致他们呼吸不畅。 从5月底到6月上旬，先后有170余名曾经在深圳干过风钻工的耒阳籍民工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90余人查出“肺部阴影”。 他们中的维权代表徐志辉对记者说，他们已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即便是爬个二楼，也往往喘不过气来。他们的怀里随时都揣着清痰、止咳的药。这些从电视广告上认识、从外地邮寄来的药品，唯一的效果是吃了后不咳嗽了，“要是不吃这种药，痰盂只能摆放在床边了”。 徐志辉后悔当初干上了风钻工的活。而在当时，这是需要托关系才能找到的紧俏工种。 徐志辉记得很清楚，1991年农历五月初二，他从家乡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坐车出来，踏上了自己的淘金之路。他在初一赶集那天，卖了一头猪，140元。他给家里留了40元，要爱人去买猪崽，自己揣了50元，另外50元借给邻居徐龙古，作为前往深圳的路费。 那年，徐志辉31岁，年轻力壮。 和徐志辉一起打风钻的还有双喜村的徐瑞乃、徐瑞宝等另外7名同乡。那时，一天能赚60元，他们拼命地干活。 从那以后，徐志辉和这些同乡终日在粉尘的包围之中。三四米深下去，钻机一打开，下面就看不到人了。爬出来，全身都是白色灰尘，只看见两颗眼珠子在转动。 唯一的防护措施是防尘口罩，但是作用有限。“一爬上来，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徐瑞乃回忆那时的状况，“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 收入的增加让人甚至忽略了打风钻看得见的危险。不少人因操作不慎或者机器故障，伤了手脚。但看不见的风险往往是最致命的。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尘肺病这个词，更不知道打风钻竟然会得病，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徐志辉说，这本是一项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苦力活，高收入吸引了大量的同乡。经常是春节回家过年，村里的劳力都来了，请求带出去赚钱。 “老乡带老乡，人越来越多。特区的建设，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劳力。”徐志辉说，最多的时候，导子乡有200多人在深圳做风钻工。 被阴影笼罩的恐惧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直指云天。徐志辉曾经在数十米的孔桩下钻洞，为这座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圳速度在我们手中缔造，那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 然而，不断传来的坏消息，把梦撕碎。 从1999年开始，徐志辉发现，身边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同乡开始患病，他们辗转于湖南各大医院，“我们中间，有人一开始被当作肺炎或肺结核来治疗”。 2002年，徐志辉的肺部也查出了阴影。在恐惧中，徐志辉告别了这个行业。但他仍然留在深圳，不敢去打风钻，只好去工地上收发炸药，“那时，我还感觉无所谓，因为身体还可以，只是干重活、上楼梯、爬坡时感觉喘得急”。 但是病情逐渐加重。2007年8月份，徐志辉出现了跟徐瑞乃前期一样的症状：经常发高烧，要连续打三四天吊针。退烧后，稍不注意，又感冒了。医生也奇怪了，问他有没有下过井。得知他曾经干过风钻工，劝他去深圳另一家大医院检查。 结果，徐志辉被诊断为肺结核。徐回到老家，开始吃药。“连续吃了8个月的药，4种药，两天吃一次，一次吃13粒。”这些药，徐志辉一直到现在还在吃，但是“肺结核”一直不见好转。 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人死去。这其中，有曾经和徐志辉一同闯深圳的徐龙古。而在双喜村11组，曾经一起在深圳做风钻工的同乡先后有10人去世。 2004年11月7日，徐瑞乃亲眼见证了同乡徐一龙的死。 徐一龙死的前几天，天天在外面晒太阳，骨瘦如柴，头也抬不起来。在徐瑞乃看来，已经是“活死人”了。“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喘不过气来，滚来滚去，挣扎了三个小时，最后，头朝床边狠狠地撞了两下，双腿一伸，就断气了”。 “我心里也怕，但怕有什么用，我知道自己治不好了。”徐瑞乃仿佛看到了明天的自己。 “我们后来明白，自己的病为什么吃药没有效果。”对于自己的肺，同样患病的徐瑞宝对记者说，“三番五次去医院检查、照片，到后来，我们自己都照怕了，根本就不敢去看了。” 一份“神秘”的名单维权之路竟然由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 4月份，徐瑞宝找到他以前做过事的一个老板，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 消息传到耒阳老家，已回到家乡养病的患病村民似乎受到启发。而在此前，村里有死者的亲人去深圳找过相关爆破公司，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已拿了工资了。追讨补偿一事不了了之，没有人去研究法律。 5月22日，徐瑞乃、谷运成、刘洪云等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当天下午，找到他们曾经工作过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补偿。这家公司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表态说，口说无凭，他们需要去鉴定以确定是否是职业病，如果是，就赔。 消息再次传到耒阳，更多的人陆陆续续前往深圳，至6月初，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6月12日，徐瑞宝去医院问结果，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 “事实上，在去医院取结果之前，我们都知道了检查结果”，徐瑞宝说，一份名单已被患病村民从乡里得知。他们被告知，名单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到耒阳的。 这份名单是《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的150人全部是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150人的胸片结果以Ⅰ、Ⅲ、㈠、0或者“复查”表示。这些不同的数字符号代表患病的程度或者没有患病。 正是这份名单，引发了一场风波。 6月15日，不少村民又从耒阳赶到深圳，去医院拿检查结果。而在医院出具的“放射科报告书”中，患病人群并没有被确诊为尘肺病，大多是“发现阴影”、“复查”、“作进一步诊断”。 “有的人快死了，还说要复诊？”院方出具的结果，与他们之前从名单中了解的信息相差甚远，有人表示不满。 院方解释说，这只是体检的结果，并非鉴定结论，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医院方面并不承认那份到了导子乡政府的名单是他们传真的。 矛盾迅速激化。他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7月2日，记者在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时，遭到拒绝。医院办公室负责人否认那份名单是院方传真给耒阳方面的，但她随后又改口称，这不算是接受采访。 记者却从耒阳方面得知，这份名单确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传真给耒阳政法委的。 “医院不承认，显然是怕我们当作职业病鉴定结论，这我们表示理解。”患病民工徐新生说，在6月15日当天，聚集的患病群众也确有言行过激之处，但病人心态急切，这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经过一场风波之后，患病的村民也知道了：检查跟鉴定原来是两回事。 深圳城里的高楼记忆在深圳市有关部门随后组织的协调中，徐志辉等人看到深圳市领导对于此事的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也派出由政法委、导子乡、双喜村等相关单位干部组成的工作小组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这些患病的民工提出了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诉求。但这显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要认定工伤，须有职业病鉴定书。而做职业病鉴定必须先有确认的劳动关系存在。目前的关键是，劳动关系如何才能得以确认？这相当棘手。 “目前，深圳市劳动局正在逐一调查，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徐新生说，他们自己也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爆破公司劳动关系的存在。 自己是谁？曾经干过什么？他们需要重新证明。 6月7日，徐瑞宝、徐新生等十来个人，开了两辆车，围绕着深圳城里的高楼大厦，寻找往日的记忆。 “我们想去统计一下，我们到底在深圳做了多少工地，多少高楼大厦的孔桩爆破作业是由我们完成的”，徐新生说，那一天，整整一天，他们在深圳福田、宝安、盐田、龙岗、罗湖等地打着圈圈，结果初步统计有200多个工地，这其中，包括深圳市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 “以前，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这座城市”，徐新生感慨，这么一数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里每一栋高楼的挺拔而起，都少不了他们这一类风钻民工的辛劳和付出。 在他们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很小，最漂亮的道路是深南大道，马路都是柏油路。城市里没什么高楼，到处都是山坡、荒地，还有瓦房。 而现在，城市光鲜亮丽、灯红酒绿，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他们虽然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但现在却经常在市区迷路。 变化太快。如今，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少人也来到深圳这座城市打工。这座城市，现在需要的是第二代。而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他们，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即便是没有患病，我们也已经很难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7月3日，深圳市召开了全市就业工作会议。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在王荣看来，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到城市里打工的人群。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而他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家乡，而会成为新的深圳人。 但徐志辉现在会经常告诫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不要去干这个活，不要去走父辈的老路”。 “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43岁的徐瑞乃声音颤抖，抹了一把鼻涕，在病床上无法坐立。 在外人看来，他目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点补偿，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所欠下的巨债。 深圳市领导批示要妥善处理，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协调。耒阳市也派出工作小组与深圳方面交涉。 患者徐瑞宝向记者展示其中的一张胸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