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让人再次沮丧地承认，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从广东的盛世浮华，到“童工”之乡的近乎赤贫，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世界工厂人力资源链条的形成，再次以一种沉重的方式提醒人们，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背后，隐含着平衡区域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紧迫命题。 另类的青春 杨光 “其实现在挺好的，算是理想的生活。”身材矮小、稚气未脱的江西籍打工仔李富超坐在东莞石排镇中心公园的石凳上，低头吸了一口烟，微笑着看着一旁的女友。扎着翘辫的女友很腼腆，只是笑，很少说话。“真的，我们都是1989年出生的，已经够19岁了。”李富超第三次说出这句话。 这群年龄可疑的年轻人从未像现在一样受人关注。不久前，80多名从四川凉山州前往东莞的打工者被媒体发现其中可能存有童工——他们大多数是被工头以帮忙介绍工作为由从家乡带到东莞。“童工”事件让一直暗藏于都市繁华背后的年轻打工者走入公众的视野，李富超说，他们的生活被打乱了。 这无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届16岁至20岁之间，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他们第一批赴城打工的父辈不同，这群孩子的思想中全是现代意识，他们对城市繁华充满渴望，希望能生活于其中，他们的父辈却更愿意在若干年后回到家乡。但这群尚在青春期的孩子对未来却一片茫然，他们想融入这个城市，但仍游离于边缘；他们不打算回家，却还想家。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中，他们被称作“新莞人”。 糖水店、石排公园 石排镇位于东莞市东北部，距东莞市区20公里。这个常住人口只有4万人的小镇，外来打工者却有20万人。在石排镇打工的年轻人，主要的休闲方式有两种：傍晚围着石排公园散步，彼此说家乡讲见闻，这里不需要消费，面积硕大的公园绿草茵茵，谈情说爱的男女会走到公园的更深处窃窃私语，直到被蚊子叮得受不了才不舍地离开；不去公园的年轻人就到临街的小巷去，进一家糖水店，2元钱要一碗糖水，边喝边看电视，一碗糖水消磨整个晚上。 两年前来到石排镇的李富超在一家电子配件厂做后期。由于是“五一”劳动节，他所在的工厂比平时提前两小时下班。下班后的李富超脱下工装，换了干净的T恤和牛仔裤，早早来到石排公园的台阶处，等着女友下班。 这样充足而闲适的时间很难得。李的女友在一家玩具厂做拼装工，没有固定休息日，一个月下来可以赚900元，他们都来自江西安远县。“平时难得有这么多时间在一起，今天可以出去吃点好的，喝点糖水，不必急着回去。”李说。 4年前，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长坜村的李富超带着90多元钱和一包干米饭离开了家，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邻村的施娃和阿徐。 李富超有一个比他大13岁的哥哥，小的时候上山砍柴被野猪咬伤了大腿，伤及神经，从此便残疾在家。在李富超9岁的时候，哥哥突然死在了家中，原因是喝了农药。 李富超说：“当时爸爸哭得很厉害，说他是不想连累家里才寻的短见。妈妈大病一场，但始终没见到她哭。家里没钱，办丧事的钱也是向村里借的，办得很简单，三天就办完了。” 离家之后的李富超先和朋友们来到赣州市。几个孩子都从未出过远门，来到赣州不知道方向，没有目标，三个人在街头混了近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里，李富超饿了就到小饭店去蹭吃，晚上就睡在汽车站里的椅子上。“可能是饭店的人看我们小吧，经常会有剩饭留给我们。”他说。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后来有一家小饭店要李富超帮他们送盒饭，一个月给300块，李就开始送盒饭，每天几十趟地跑，晚上可以睡在饭店，当时大家就都挺开心的。 大约7点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女孩从马路对过径直向李富超走来。“这就是我朋友，姓梁，在附近玩具厂做工。去年年底下大雪，很多人都来公园看雪景，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李说。 女孩很腼腆，见到记者在李的身旁便不再向前走，站在10米开外的地方左右张望，余光时不时地扫向男朋友这边。见女友不过来，李富超决定自己过去。他很快跑到女友身边，抢过手包，向她说着些什么。大约3分钟后，他们一同走了过来，边走边笑，李走路的时候，习惯把手插在裤兜里。 “我们去哪里？”女友问。李富超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还在犹豫着去吃什么的时候，女孩提议去喝糖水吃砂锅粥。 对于这对年轻的恋人来说，闲暇时改善生活的方式也只有糖水和砂锅粥，一顿饭超过30元的消费是不会考虑的。像李富超这样生活的外来打工者在当地还很多，因为这群人的存在，一两块钱的糖水消费很受他们的欢迎。 和李富超的遭遇有些相似，同样来自农村的女友小梁，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没有读完便辍学在家，两年前经老乡介绍来到石排镇，成为当地一家玩具厂的临时装拼工，工资一个月800多元。小梁说，她有个哥哥也在广东打工，就在距离石排镇不远的长安镇。5岁的妹妹和父母留在家里，兄妹俩每月轮流往家里寄钱，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紧邻石排大道的中心路并不宽阔，但每到晚上都会灯火通明。糖水店、大排档、出租屋沿着整条马路一字排开。和广东别的城市一样，这里的大排档每到晚上也都会把饭桌摆在人行道的两侧，三五成群的食客一桌桌坐在中心路两旁，人声鼎沸。 开“摩的”的陈师傅每晚都在此拉客，在他印象中，这条街的生意都来自于这些外来的年轻打工者，他说：“石排镇不到4万的常住人口，生活着超过20万的流动人口，这些人通常都只待三五年就离开，然后又有新的打工仔进来，年复一年。” 李富超和女友的节日聚餐就在这条路中心的一家糖水店，一份砂锅菜、两碗银耳糖水一共花费了14元，男孩请客，两个人都很开心。 小梁说，在这个城市住上一段时间后，这里的老板就会把你认住，因为糖水店是打工仔必来的场所。#p#分页标题#e# 李富超说：“你可能也有感觉吧？如果你是刚来到这个镇的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甚至连你是来打工的，还是办事的都能猜到。陌生人在这里很显眼。” “我们很满足” 在糖水店的时间几乎消磨掉了半个晚上。其间他们的话题始终徘徊在两个主题之间，彼此的家乡和外面的世界。想家和不想回家，一直是李富超和小梁心里的矛盾。 小梁说：“有时候挺想家的，想回去和家人住在一起，不用每天卡点去上班，不用看组长的脸色。但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农村，找到了工作，不想再过以前的生活，有时候心里挺矛盾的。” “你是不是来找童工的？我们可不是，我们都成年了。”同在一家糖水店消遣的4个年轻人主动向记者搭话。 他们和李、梁都认识，也是从省外来广东打工的。分别来自湖南、四川和河南，其中一个是女孩，来自河南。女孩性格外向，说道：“除了我不是童工外，他们都是童工，一个比一个小。”说着把手指向另外的3个男孩。 看到其余3个男孩尴尬、恼怒的样子，小梁哈哈大笑说：“阿芹，让他们再给你补一碗莲花糖水，再给他们证身。” 3个男孩为难片刻后，还是叫了一碗莲花糖水给小芹。其中一个男孩对河南女孩很是认真地说：“你可别胡说，万一别人把你的话当真了，‘条子’把我们抓走，看谁给你付账。”话说完，旁边的俩男孩纷纷应和。 拿着糖水，小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刚才是开玩笑的，他们不是童工，要是童工早被警局抓去了，他们都快20岁了，这里我最小，虚岁也19了。” 说完话，6个年轻人坐到了一起，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天。 长时间的相处让彼此有了默契，其中一个男孩说，大家说话的语速都不会很快，因为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尽量都讲普通话，只有和老乡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说家乡话。 从糖水店出来后，大家又径直穿过石排大道，回到了石排公园。 公园内的游客也大多来自附近企业的打工者，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颇具现代气息的称呼：“新莞人”。 李富超和伙伴们选择了一处靠桥的石凳坐下，掏出一盒红双喜烟分发给其余的3个男孩。小梁和小芹避开了男孩们，坐在了对面的石凳上。 来自四川的男孩阿东说：“我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不读了，帮着家人在附近的镇上卖甘蔗。那时候镇上有小孩来买我们家的甘蔗，我就很羡慕，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不卖甘蔗了，要到镇上去。” “现在想来，真没什么羡慕的，我们现在自己能赚到钱，离大城市又很近，比他们好多了。”男孩说的大城市就是距石排镇20公里外的东莞市区。 “我就觉得最近说的那些‘童工’很苦很累是吹牛的。我们每天工作经常超过12个小时，工厂也不管吃饭和住宿，都是自己来解决。附近很多出租屋里面住的都是我们的同事，这挺正常的啊。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管呢？”来自湖南常德的男孩说。 李富超说，想家是正常的，但他并不想回家。家里什么都没有，现在一个月有八九百元工资，比全家人在家一年的钱都多。“为什么要回去？回去也是吆喝他们一起出来生活。” 李富超和伙伴们住在附近的出租屋内，每天10块钱，住的时间长了，老板就便宜到每天8块钱。想看电视的时候就在楼下的糖水店门口看，没意思了就找几个伙伴到附近的公园去消磨时光。 工厂、公园、糖水店、出租屋四点一线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 “不羡慕那些读书的孩子吗？”记者问。 “开始羡慕，但现在没什么了。我现在已经有工作，在赚钱了，肯定比他们过得好。读书迟早也是要出来赚钱的啊。”四川男孩说。 常德的男孩说：“说实话，现在这样挺好的，反正我很满足。人要知足才能常乐。出来赚钱哪有不吃苦的，真不明白为什么要驱逐那些孩子 (童工)，其实他们干起活来也挺好的。”旁边的男孩们纷纷点头称是。 “不断变换新的生活才有意思” 但未来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新莞人”来说是抽象的。一位网友说：“这是一个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生活追求充满现代意识，却被时代越落越远，而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 李富超说，他已经在石排镇待了整两年了，再做一做就准备换个地方。已经和女友说好了，到时候一起走。他有几个老乡在长安镇做工，听说那里企业多，赚得也多，准备去那里。 “你今年有19岁吗？”记者问。 “刚好到，按照我们的说法已经21岁了。我的身份证丢了，不然就证明给你看。”李富超说。 被问及梦想时，四川男孩狡黠地一笑说：“梦想就是去见小燕子。” 在李富超的记忆里，和他曾谈及未来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哥哥。 “爸爸说让我以后给家里盖个新房子，最好是能搬到镇上去，不再回山里生活。哥哥说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让我自己赚钱，赚了钱后自己读书吧。”李说。 “芹，过来，和你说事。”小芹被四川男孩喊了过来，李富超则趁机跑到了女友身边。男孩们一阵起哄。 “小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一直在石排打工吗？还是……” “没想过。不过，现在还早嘛，想也没用啊。” “怎么会没用呢，总该有个打算吧？ ” “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没意思就回家呗，到年纪了回家结婚，未来多着呢。” “其实，在我们农村结婚早，有的女孩子不到20岁就结婚了，这在城市是不允许的。”常德男孩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有目标的。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是和家人这么说的，开始他们还都反对，但过了几天又不反对了，只说让我小心，外面太难就回家。” 后来他听人说，北京一般人进不去，大学生才能进去，他想自己连小学都没上完，想都别想。于是他就不敢去北京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跟着几个常德老乡在长沙擦汽车，待了半年多，想回家，又觉得出来了半年多，别说去北京了，连湖南都没有出去，不能就这么回去。#p#分页标题#e# 于是，这个男孩就和几个老乡攒了点路费来到了东莞，再到石排镇。沿途都是老乡照顾。 他说2004年离开湖南常德老家外出打工，4年间没有回过家，刚出来时偶尔会给在常德市的姑姑打个电话报平安，每周一个电话，每个电话5分钟，持续了半年。 从2005年开始，男孩便很少再和家里面联络了。他说：“今年我就20岁了，过年的时候想回家看看，现在正在攒钱呢。” 石排这个小镇完全是流动式的，甚至东莞给人的气质也是如此。“就算这里的工作条件再好，我们也一定会离开的，不断变换新的生活才有意思。”小芹笑嘻嘻地说。 东莞自曝出“童工”事件以来，舆论一片哗然。中央政府高层更亲自批示要求对事件进行严查，并派出了专项调查组进驻东莞。 正如石排镇某出租屋老板张先生所说，童工的存在从来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些孩子常年流动在各个区域之间，部分企业为用工而给孩子配了假身份证掩人耳目。非专职的公安人员，若想甄别孩子的真实年龄，十分困难。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网站5日消息，除东莞市3家企业非法招用6名童工外，全省其他市尚未发现非法组织介绍、使用童工，四川凉山籍“童工”被拐骗、强奸的情况和可能存在的“工头链”现象均未发现。 李富超说，在公园内遛弯的大多都是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地的都有。这些人基本都和他一样，是主动离家到石排镇打工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因为这里的生活比家里要好很多，不然早都走了，公园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了。 几个男孩再次问记者：“为什么你们要驱逐那些人(童工)呢？他们也都和我们一样是来做工赚钱的，又没有人强迫他们来，都是自己愿意的。怎么就不能待下去呢？” (文中人物均属化名) 链接
5月3日，东莞“童工”事件中，66名凉山籍人员(44男22女)在8名凉山彝族自治州工作组人员的陪同下乘火车返回四川。截至5月3日9时，四川凉山赴东莞市工作组核实，经东莞市方面共同认定，确定在留置救助人员中16岁以下10人，6女4男。留置救助人员的年龄仍在进一步核查之中。 世界工厂的东莞式雇员 杨光 在东莞市劳动局已经备案的东莞外来务工人员中，82%是普通工人，60%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 一位名为“天涯浪客88”的网友在回答“东莞凭什么发展快”的问题时说，“东莞凭的是沿海优势，免税政策，劳动法执行力度差，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了世界的加工厂。” 世界的加工厂 熟悉东莞的本地人每每谈及东莞的发达史时，都会不自觉地将1985年定义为东莞的分水岭。 24年前，还是一个小县城的东莞，经国务院批准被正式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成为了全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沿海地区先走一步的政策导向，东莞很快随毗邻的深圳一同发展起来。 1987年从湖南湘潭来到东莞的苏鑫鸿已经21年没有离开过东莞。在他眼中，东莞的发展是随着沿海地区的贸易开放发展起来的。从当年来东莞自办小企业，到1999年时企业的年利润过千万元，又到2004年将企业转让他人退出商界，苏鑫鸿对东莞地方经济的发展感受颇深。 苏鑫鸿说，与其说东莞是个现代化都市，不如说这里是个国际产品的生产基地、大工厂。在这里经营的企业，“三来一补”占到了大多数。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指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于一身的企业。 来自东莞市劳动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末，统计在案的东莞企业共有23074家，其中“三来一补”型企业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们本身并不创造产品，而是集合多方零部件组合产品，工作流程和方式都是固定了的程式化模式，对从工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简单的传授即可上手，所以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用工风险并不大，工人的可替代性也比较强。 正因为东莞经济是外向型的，这些企业原材料、产品销售和资金来源都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对东莞企业的影响甚大。 苏鑫鸿说，在东莞投资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看重东莞的主要原因，除了“三来一补”式的企业模式外，是当地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附加值低的企业，只有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避免更大的风险。 “一些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工资一个月500元就有人去做，待他们摸清世道、要求提高待遇时，有些企业就开始换人了。对企业来说，这些人的可替代性太大了。”苏鑫鸿说。 这里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的萧欣欣说，这些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东莞大量“三来一补”式的企业恰好给了他们一个宽泛的就业空间，程式化的工作比较容易上手，对技术和学历要求也不高。 据东莞市劳动局2007年的企业用工备案统计表显示，工业企业中签订一年合同、并由企业自主备案的人员超过370万。其中普工人员就达307万，技术类管理人员的比例仅仅占到总比例的18%。超过80%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着最简单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基础工作。而在这些工作中，又以加工类为主。 农村劳动力集散地 其实，在东莞生活最缺乏的是安全感。这里的治安混乱于1990年代便出了名，近年来好了很多，但有时候还是会让人不安心，深夜的时候人们尽量少外出，“这和习惯夜生活的岭南生活相距甚远。”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小董说。 和深圳一样，东莞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超过1000万人口的东莞，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比例保持在1∶4左右，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只有一个本地人，“若要感受岭南文化，还是应该到广州和佛山一带去，现在的东莞和深圳差不多，它的文化是移民文化。”苏鑫鸿说。#p#分页标题#e# 萧欣欣习惯把这批外来务工人员称为第二代“打工仔”。 萧欣欣说，现在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的打工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出来打工的第一代打工者，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出来的，目的明确，方向清楚。而现在的这批打工者，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之后，比起上一代来，他们至少受到过9年义务教育，对职业的认识也不像第一代那样墨守陈规。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太强的目的性，他们一般不会在一个城市待很久，最多3年时间，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会刷新一批。 “中国至少还有2亿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有待转移。能适合他们工作的场所会有多少呢？确实很难说。”萧欣欣说。 其实，东莞市劳动局提供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应当地的用工情况，自2003年之后，企业用工实行了“先上车后买票”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用工无需先到劳动部门备案，只有在过了试用期签订一年劳动合同后才有义务到劳动部门备案，劳动部门的备案统计更多的是依赖企业自主申报。 萧欣欣向本报记者介绍，劳动部门备案的人员比例，从行业来说，只局限在工业企业内，诸如服务、餐饮等行业，劳动部门是不做统计备案的。而这些行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也相当庞大，每年的递增至少在5万人以上。 在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湖南、河南、四川占据了前三甲。萧欣欣说，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湖南和四川的务工人员也是首批进入东莞的，只是到后来，湖南的回流现象比较严重，大部分都回去了。 现在第二代打工者的主要来源，依然是湖南、河南和四川，很奇怪的是，毗邻的福建，来这里务工的人员一直都很少。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出来的人就越多，反之越少。
在记者问及最近发生的“童工”事件时，东莞市劳动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该内容将由市府统一对外发布。萧欣欣则表示，这项工作劳动局已经派出了调查组，更多内容他并不知情。 凉山的孩子 郑褚 吉克依古16岁那年，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抓住了他，带他离开了脚下贫瘠的土地。那是1977年，作为美姑县依波沃村当时唯一念过小学、能说一口流利“汉话”的年轻人，他参军离开了家乡——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 吉克依古在1986年复员回家，做了本村小学代课教师，月工资30元。转业军人和代课教师的身份在乡民中很有威信，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到2000年，直到每个月60元的代课教师工资带给他的不再是荣耀而是尴尬为止。吉克依古很多年没有去过凉山州首府西昌了，外面的世界只在他年轻的时候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家族史上第一个军人、第一个教师，又变回了和他的父亲一样的农民。 他住在彝族传统的不开窗户的土墙房子里，除了电灯之外没有别的家用电器，晚上一家人爬到阁楼上的柴草堆里睡觉，楼下则用来堆粮食或者关牲畜。他很少说汉话，也和他的彝族邻居们一样尽可能多的生儿育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在大凉山的大部分乡镇，街上最多的公告牌和标语都是关于计划生育的，但没有哪个农村家庭愿意只生一到两个孩子。吉克依古说，这是一种“愚昧”，因为要脱离贫困，计划生育是必须的事情——说话的时候他看了看他的第六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 传统的彝族社会保持着氏族社会的特征，男丁兴旺的家族在面对地方争端的时候更具优势。如果你有很多兄弟姊妹，那么假如过彝族年的时候你由于收成不好吃不上肉，会有兄弟姊妹们来接济你，如果拿不出娶媳妇的钱，亲戚们也会为你凑上一笔。 从吉克依古家走20多公里山路下山，再坐5个多小时汽车，可以到达凉山州的州府西昌市。由于全年日照充足，西昌有“阳光城”的美称，每年冬天很多成都人驱车8个小时赶到西昌，在凉山脚下享受阳光，不过这些外来者的脚步也仅止于此。 位于大凉山深处的美姑县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由于高海拔和干旱，满山都是裸露着的红色砾石。年复一年的冰冻和曝晒令岩石开裂，每年6到8月份的雨季，往往引发灾难性的山洪暴发，因此这里也有“地质灾害博物馆”之称。 凉山是四川最大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很多地方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左右。在1949之前，美姑是彝族农奴社会，没有汉人原住民，今天美姑的汉人都是后来的建设者或者学校毕业分配进来的，因此他们不务农，住在县城或乡镇里，彝族人则大多聚居在山上，靠近自己的土地。在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彝人们三五成群的围坐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边上。有人称这些农民的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懒惰，其实这只是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教会了他们对生活逆来顺受和苦中作乐。 吉克依古夫妇经营着十多亩红土地，这些土地极端不适合农业生产，如果没有人照管，它连野草都不会长。吉克一家在土地里种植玉米、燕麦、青稞等高山作物，但上天并不给这种勤劳以慷慨的回报，地里的出产除去一家人畜的口粮便所剩无几。去年是个难得的好年成，不仅玉米丰收而且肉价上涨，吉克依古夫妻的收入创纪录的达到了4000多元。当问到以前为什么不养猪时，吉克依古说，以前粮食自己都不够吃，哪有东西给猪吃呢。 吉克依古的二女儿，14岁的吉克哈布，两年前读完了小学一直呆在家里。2007年5月份的一天，哈布说要到外婆家去，结果一走就几天没有消息，月底的时候哈布才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和几个表哥一起，已经到了广州，在一家玩具厂找到工作了，老板把她和那些男工人平等对待，每个月给她400元工钱。 外出务工是依波沃村孩子的首选出路。从2000年村里有人去了沿海地区打工，每年回来都会再带几个人出去，本村的三个小学生也跟着辍学去了东部，在一家烤鸭食品厂里拔鸭毛，一个月也能挣三四百元。而依古20岁的大女儿吉克克地在本镇的一个手机店里打工，一个月也才挣400元钱。 不过7月的时候，大桥乡第一所中学成立了，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读过小学的孩子去上学。吉克依古一狠心，让大女儿去广州，把打工的女儿接回来。邻居都说他疯了，他们的孩子宁可呆在家里也不去上中学，而且去广州一趟将花费1000多元，但吉克依古说，花多少钱也要去广州，大女儿没有读过中学，不能再耽误二女儿了，于是9月份，吉克哈布又回到学校上课了。#p#分页标题#e# 学校 让大桥中学校长钟勇最头疼的是入学率问题。大桥中学是去年新办的学校，办学条件在美姑县首屈一指，这位新上任的校长常常带着上级和来访者参观“连县城的中学也比不上”的崭新的学生宿舍楼和食堂，以及生物、化学实验室、语音教室，还有一间可以宽带上网的微机室。“就这样的条件，学生还是不来”。 从2009年开始，凉山地区将要落实“普九”，即达到每一个适龄学生都完成9年义务教育。在四川大部分地区，完成“普九”已经是将近10年前的事情，但在大桥中学，这成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桥中学是附近8个乡镇唯一的中学，根据统计，在这个学区内，去年共有115名小学毕业生没有进入中学，除了两人外出打工和少数学生转学和搬迁，大多数学生的 “未上学原因”一栏是简单的两个字：不读。去年9月大桥中学开学的时候一共招收了373名学生，到期末的时候，只剩下232人，除开去外地打工的19人，其他大部分辍学学生的原因仍然是“不读”。县教育局要求各乡政府派人挨家挨户动员学生复学，现在学生又恢复到了320人左右。一年当中，学生流失了10%，钟勇说，在美姑县的各所兄弟中学当中，这也是一个不算难看的数字。 几个乡镇共有一所中学是美姑的普遍情况，由于每所中学负责的学区范围都很大，所以这些学校都实行全寄宿制。学校每学期向学生收取150元的伙食费——在农村基础教育实行“两免一补”之后，这是唯一的一笔针对学生的收费，但是很多家庭还是不愿意交。在学校读书的300余名学生当中，交齐了每学期150元钱的，不到30%。 吃饭问题占用了钟勇很大的精力，由于70%以上的学生没有交伙食费，解决学生吃饭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不过钟勇说他的学生并没有因此在生活上吃亏，其他学校的学生吃饭都是定量的，而在大桥中学，食堂只在每个学生的菜上面定量，饭都任由学生自己添，至少吃饱没有问题。 学生们每顿饭都有一菜一汤，中午的搭配一般是“炒土豆+酸菜汤”，晚餐则是“四季豆+白菜汤”，星期天晚上可以吃肉。本县的寄宿制学校大多这样安排，把肉放在周日晚上吃，能很好地保证学生们的返校率。 除开吃饭，学生的书本、住宿、日常清洁用品和校服都是免费的。每个月学生交的30元饭费显然不够，国家财政每月补助学生生活费每人40到50元，一个中英合作的山区教育扶助项目每月给每名学生补助20元，这才保证一菜一汤的生活水平能维持下去。凉山农民的口粮一般是玉米和土豆，米价是玉米的两倍，对很多家庭来说是比较奢侈的食物。老师们因此很不理解，学生在学校里可以享受补助，每个月才30元钱就可以吃大米饭，为什么入学积极性依然不高呢？ 家长们着眼的是另外一套计算，就算家庭拿得出每学期的150元钱，可是送孩子去上学，家里就要少一个劳动力，如果这个孩子本可以出门打工，那么上学就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 前途 彝族的“年”在每年的11月，几十年来美姑的汉人越来越多，彝族也学着汉族，越来越重视农历的春节。 每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打工者构成了美姑社会介于农民和公职人员的中间阶层。他们宣称一个美姑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去西昌的路，到了西昌才能去成都，然后南下或者北上，见足世面。能出门打工，是一个人有出息的证明，他们衣着光鲜的在县城每条大街上都炫耀一遍，在饭馆里旁若无人的谈论外面的世界，主动和赶集的女孩们搭讪。而留守本地的人则在背后奚落说，他们把外面说得那么好，为什么总是没带什么钱回来。 外出打工潮是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形成的，由于很多人用汉话听和说都很困难，美姑人往往十几个人结队外出，队里面那个能使用汉话、脑子比较精明的自然就渐渐成为带队者。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专门介绍本地人去外地打工，直接从工资里提成，这就是之前媒体报道的、从本地带走孩子的“带工者”的起源。这些“带工者”使得美姑人与其他工人干同样的活，拿到自己手里的却比其他人少，比如山西的矿井里，同样是每天工作12小时，其他打工者拿到手里是100元，而美姑人只能拿到70到80元，就是因为中间人会从工资中抽取一部分。据说美姑出去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很有优势，因为他们什么都肯做，而且不怎么讲价钱，他们以此来弥补自己在教育和技能上的缺陷。这也使得用人单位喜欢找美姑工人，更促进了“带工”的繁荣。 在广东企业使用凉山童工被揭露以后，美姑县公安局打算抓捕几个主要的“带工者”，不过他们得到消息以后就跑掉了。一个“带工者”的家人对记者说，用人的企业一般先把工人路费发给他们，让他们回乡招工人，他们从来不主动带孩子出去打工，都是这些孩子自己跟着家里出去打工的大人一起来的，这些大人也帮着求情让他们把孩子们带上，因此孩子们只能算是额外带走的，车费还得他们垫付，他们从孩子们工资里抽钱只不过是把车费拿回来，这是双方事先商量好的。这种说法能得到一些侧面的证实，大桥中学13个来自拉马阿觉乡的孩子在春节期间集体出门打工，都是跟着自己的亲戚一起走的。 其实在《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童工之前，美姑中学去年元旦去青岛带回孩子，已经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美姑中学是美姑县最大的学校也是唯一有高中部的中学，该校教务处一位主任告诉记者，能在美姑中学读书的，都是县城周边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尽管如此，美姑中学每年流失的学生也在10%左右。美姑中学每年毕业300多个初中生，成绩和家境好一点的会去外地读书，也有100多人继续在美姑中学读高中，今年的模拟高考美姑高中有一个学生分数上了“二本线”，有望成为美姑中学多年来第一个考上大学本科的学生，实现“零的突破”。 这些对于吉克哈布来说确实过于遥远了，据说初中毕业去读西昌的职业高中，将来出去就可以成为“正式工人”，不过那也花费不菲。对很多和她一样的孩子来说，读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熟练的说汉话，认汉字，她说不好普通话，在广州的时候难以和人交流，每天像一颗螺丝一样孤独的呆在流水线上。回乡的火车上，她对和她一起站在列车过道里的姐姐吉克克地说，玩具厂里面工作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但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有点累，不过等她长大一点再去，就吃得消了。姐姐抱着她哭了起来。#p#分页标题#e# 据公开消息，4月29日凉山州美姑、昭觉、越西三县派出专人到深圳和东莞从非法用工工厂接回本地工人，5月6日他们带着66名工人回到西昌，其中有16岁以下童工8名，美姑籍童工3名。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