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61期刊发了蔡志强、刘天金的文章《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一个需要研究的新课题》，全文如下： 我国现有农民工1.2亿人，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在大量研究的背后，有一个我们经常忽视却日渐突出的问题：城市农民工的代际转换。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改变我们既定的制度安排。 一、代际转换：现代社会发展中伴生的农民工新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有农民工200多万人，到了2006年，则达到1.2亿人以上。与农民工数量增长相伴的是我国城市农民工进入了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时期。也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始逐步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农民工分为三个年代。一个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我们称为一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就是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主体农民工，由于外出打工的收入往往高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并且随着党中央、国务院解决农民工问题力度的加大，他们在城市开始能够获得最低的社会保障，于是许多人把子女带到城市生活，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农村甚至仅有老人呆在村里。这些跟着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且接受教育的孩子，就有可能和未来的进城务工人员一起成为三代农民工。这三个年代的农民工正在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居留特点，就是一代农民工留不住，二代农民工不回去，三代农民工回不去。 二、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的特点及表征对于一代农民工，由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在城市中主要从事露天重体力劳动，多数人还要兼顾农村的田地，属于流动性极强的群体，曾经一度被称为盲流。这一代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加上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不高，很难居留在城市。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人在城市里面无法找到工作后，开始大量退回农村。与一代农民工不同，二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在工作条件上，都要优于一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的调查显示，目前，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这些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依旧较低，但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已经占66%，高中文化教育的占11.5%，并且这部分人中有16—30%的人接受过就业培训。尽管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但是就业结构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工厂、车间，在相对好的环境里从事劳动工作。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0.3%；建筑业占22.9%；餐饮、服务、批发零售业占21.7%，其他占25.1%。这些农民工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实际上从离开学校后就进城务工了，很少参加农业劳动，不具有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回到农村，将很难胜任农业生产。并且，这一代农民工虽然也存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但是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开始有了较强的主体意识，不再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对家乡的社会认同程度在下降，对城市的认同程度高于一代农民工，也更加倾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些人在步入40、50多岁后，他们在城市里同样难以找到工作。由此，一方面他们将不易获得谋生的条件，并且难以拥有留在城市里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个基本缺乏农业生产技能的群体也很难重新回到农村。而如何安置这部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群体，或者设法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留在城镇里面，这将是未来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三代农民工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因为这个群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取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情况，还取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比起他们的祖辈、父辈要高得多，随着政府提供给农民工的保障逐步到位，这些孩子将在城市里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甚至将来可能获得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升学机会。这些孩子更加不具备农村生产、生活的各种技能和常识，对于土地的疏离感也更加强烈。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感受到城市带给他们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他们几乎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让他们回到偏远的农村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几乎不可能。这个庞大的“三代农民工”可能跟父辈一样，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发展，接受先进的文化教育和丰富的资讯，他们的主体意识会更强，也会在学习城市的各种规范中培养现代化必须的基本素质，获得适应社会化生产的技能。事实上，这个过程的持续演进，契合了党和政府提高人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可能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助推力量，并培训出和谐社会必需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建设者。 三、完善制度，化解矛盾，实现代际转换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以上分析说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农民工问题会呈现以下新的特点：一是现有户籍制度界定的农民工的数量会逐渐增加，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会大量进入城市务工。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二是农民工的流动速度会逐渐放缓，并且流动渐趋有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接受了较高的技能培训而相对固定地居住在他们熟悉的城市中。三是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有可能继续撂荒，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会逐步凸显。由于农民工的代际转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加强对代际转换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以应对代际转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要加大农民工利益维护和保障的制度建设。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主要体现在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较为严重；劳动时间较长，事故易发，社会保障程度偏低；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条件还存在较大困难；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尚未建成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出面予以解决，并引导社会力量关注农民工的利益维护问题，避免他们成为城市中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 其次，二、三代农民工在城市的长久居住要求城市管理者在协调利益、配给资源上做出更大的努力，确保农民工共享增长的福利。这个过程与和谐社会建设相契合，需要城市管理者将农民工问题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维护统筹考虑。同时要在农村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当前亟需完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减少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有义务提供农民工子女完备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良好的素质和社会交往习惯。因为这些孩子将来可能就是城市的建设者和主人。同时提供农民工生存必须的医疗保障，这对维护居民健康极端重要。这个过程对城市管理者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化解城乡二元矛盾，促进城镇化具有重要影响。 第四，劳动力输出地和用工单位要加大外出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劳务技能。我国已经制定的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支持。 第五，随着农民工大量离开土地乃至进入城市，在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的同时，如何做好农民工的土地安置，解决农村存在的土地撂荒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速度有可能大大加快，相应的土地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当前需要把农村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和农民工问题统筹考虑，避免由于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第六，在宏观上加强对农民工的流动的引导。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新农村建设中寻找对策。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效的产业支撑，即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农村人口就地转化的力度。因此，结合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环境，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实现农业收入增长，把目前我国农村尚有的1.5—1.8亿富余劳动力中的一大部分就地消化，这将极大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并且有可能将熟悉工业技术的二代农民工吸引回农村从事工业生产。 （蔡志强 刘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