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曾多次状告工厂违法行为的“王海”式打工者，被有关单位列入了“黑名单” 晶报记者 王恒嘉/文 张定平/图
一份列有“黑名单”的情况通报。
陈飞/制图 来深打工者中有一个传说，即在深圳龙岗区的某些区域，几乎所有工厂手里都有一份大致相同且不断更新的“黑名单”，一旦被列入这个黑名单，将不能找到工作。 最开始，记者以为这个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最近记者经过细致调查发现，这个黑名单竟然真的存在！而黑名单诞生的背后，是一群以起诉违反劳动法的工厂为职业的打工者的存在，那些被告的“老板”们称他们为“职业杀手”。 17天前，打工者阿国告诉记者说：“8个月我都没找到工作！白白花费了一万多元。我猜想我上了黑名单。”16天前，阿国告诉记者说：“我找到工作了，看来黑名单的影响范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几天前，阿国告诉记者说：“我又辞职了，我拿到了很多证据，准备近期提起劳动仲裁，根据劳动法这家工厂需要赔我一万多，平均每天一千元。” 几年来，阿国一直走着“进厂”、“收集证据”、“辞职”、“诉讼”、“再进厂”的循环。直到一年前，他找工作出现困难，所有的企业一看他的身份证就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招满了”，有的干脆更直接说“我们老板请不起你”。 阿国，是据称的“职业杀手”中的一员…… 强大的“职业杀手”？因为打了很多场官司，阿勇现在以自然人身份帮别的打工者代理劳资纠纷官司，“我是被迫的！”阿勇说。 阿勇也是“职业杀手”中的一员。之前，阿勇像阿国一样生活着。他不但告过违反劳动法的工厂，还告过当地劳动部门，一次告劳动部门“不作为”，另一次告劳动部门“乱作为”。他赢了很多官司，也拿到了一些赔偿。但后来，他逐渐找不到工作了。再后来，许多工厂在招聘的时候甚至会问应聘的打工者：“你认识阿勇吗？”如果回答说认识，招聘的人就摇摇头说：“我们不敢用你。” 阿勇最初很奇怪自己的“名气”怎么那么大，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你很有名啊！我们工厂的一份名单上有你。”阿勇才明白，传说中的黑名单竟然是真的。 阿勇在被列入黑名单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而因为打了很多场官司，他对劳动方面的法律已经很精通了。他现在以自然人身份帮别的打工者代理劳资纠纷官司，不过他说自己每次代理只收几百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而已，月收入也不高。“我是被迫的！”阿勇说。而名单上类似他这样被“逼上梁山”的人，还有2个。每次他们陪着被代理的打工者去政府部门，都会有工作人员告诉被代理的打工者：“他们是黑律师啊，很黑的。”而被代理的打工者们往往回答：“我觉得他们值得信任。” 阿勇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律师，不过我真的想学习法律成为律师。” 阿勇并不讳言，据他所知，名单上确实有一二人并不是通过仲裁、法院等合法渠道拿到赔偿的，他们拿到赔偿的方式涉嫌敲诈。比如，其中一个叫阿日的，往往进厂一天就以举报消防不合格或举报没有执照为由，要求老板给钱，“经常是每天可以拿到1000块”。 其实即使是通过合法渠道，“职业杀手”们拿到的钱也不会少，“一个半月拿两三万块很正常，没签定劳动合同赔两倍、加班费又是几倍……”阿勇如数家珍。 虽然本身是“职业杀手”，但阿勇仍然对黑名单感到愤怒：“工厂如果操作规范，全部按照法律做事，我们怎么可能有空子钻呢？当年打假的人可以被人叫做英雄！难道我们的行动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维护法律尊严么？再退一万步讲，即使一个人进过多次监狱，难道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广为公布，让大家不要雇佣他？如果打官司就要上黑名单，不如把全国的律师都弄到黑名单上去。” “我们是被冤枉的”三次官司过后，南山找工作出现困难，屡屡被拒。其中一次他问老板“你们是不是收到了什么黑名单啊？”老板回答“早就收到了”。 记者和打工者们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分别从同乐社区的工厂和龙东社区的工厂拿到了神秘的“黑名单”。 记者拿到的第一份黑名单上写着四个大字“情况通报”，下面正文为“各企业：根据各方面掌握的信息，下列人员劳动、择业等信誉不好，容易引发劳资纠纷。请各企业在雇佣劳工时慎用”，接下来是一个30人的名单，阿勇的名字赫然在目，落款时间为2009年8月17日，落款处盖着同某股份合作公司的印章。 从龙东社区拿到的黑名单基本相同，不过少了一个人，没有落款单位，落款时间为2008年10月11日。 同乐社区拿到的黑名单落款时间比龙东社区拿到的黑名单落款时间晚了近一年，上面多了一个人：阿乔。阿乔在这一年里做了什么呢？她在这一年里唯一做过的特别的事情，是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劳资纠纷申请过一次劳动仲裁，最终获得了赔偿。 南山的名字在黑名单上也很醒目，他的经历则更有代表性。他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家家具厂做工，因为连续加班身体疲劳，手指头被切掉一段，最后定了10级伤残，工伤保险进行了理陪。在受伤到工伤鉴定完成之前的时间里，老板却只肯付一半工资，于是他为了2000元的工资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胜诉后，老板不服，结果一直把官司打到深圳中院，最后通过申请强制执行才拿到工资。后来他又去葵涌某工厂工作，因为老板不肯兑现许诺的加班工资，他和另几个工友去当地劳动站投诉，又因为劳动站两个月过后仍没有处理，他们要求劳动站给出书面的延期通知，和劳动站工作人员产生过争执。延期通知最终拿到了，而加班工资则是后来在区法院调解下才拿到。再后来，因为一个工厂不肯签订劳动合同，他再次申请劳动仲裁。 三次官司过后，南山找工作出现困难，屡屡被拒。其中一次他问老板“你们是不是收到了什么黑名单啊？”老板回答“早就收到了”。 阿乔和南山都表示，自己不是“职业杀手”，“我们是被冤枉的”。 谁制造了黑名单？阿勇、南山等人从来就没有在同乐社区工作过，当地怎么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呢？阿勇、南山认为黑名单肯定有“更高的”来源。 打工者小曾的经历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她目前已经回到家乡。2007年的时候，因为辞工不被批准，她申请劳动仲裁，申请是用快递形式寄出的，结果头天把申请寄出去，第二天就有在工厂办公室工作的好友告诉她：“老板拿来了一个名单，说以后招聘不能录用这些人，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啊！”从此，小曾在公司所在的社区就找不到工作了，在附近的社区也找不到。 记者暗访期间，多次听工厂工作人员说黑名单是某某局（一区政府部门）发下来的，这会是真的么？记者以自己是某工厂的秘书，正在招聘，希望获得该名单为由，致电某某局。接电话的小姐先是说没有这样的名单，然后又恍然大悟地说：“你是不是说那些没有正式牌照的黑律师啊？仲裁可能有这样帮工人打官司或者自己打官司很多的名单。”记者致电仲裁部门，先回答说“没有”，接着回答说“我们一般不会给的，按道理是不会给的。” 记者以同样理由致电几个街道办，回答是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去问所在社区的工作站。 而龙东社区工作站相关工作人员的回答则耐人寻味，她说：“你去找股份公司某经理拿吧，我们这里的名单和他那里的名单是一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名单不是我们做的。” □记者手记 在采访“黑名单”的过程中，记者的心情是复杂的。 这些年，记者接到过很多打工者的求助电话。有的是拿不到工资、有的是拿不到加班费、有的是拿不到工伤赔偿。每当记者建议他们走仲裁、法院等正常渠道时，他们都有很深的疑虑，担心工厂财大气粗官司不能获胜的人非常之多。 而记者在本次采访中所接触的打工者们却表现出了自信，他们打赢了官司，而且许多人不止一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呢？因为他们深入研究了相关的法律，因为他们懂得怎样收集证据，因为他们有坚持下去、哪怕一年两年也要有个结果的精神！他们才能在毫无背景毫无财力的情况下，一次次胜诉！ 这是对黑心老板们的威慑，更能激起其他打工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我们不必像当年称赞打假者一样称赞他们为英雄，但也绝不能用“黑名单”等非常手段去打击他们！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有的老板反映，有很个别的打工者，发现了工厂没有执照、消防不合格等问题，却并不去举报或者起诉，而是要求老板给“封口费”。对于这样涉嫌敲诈勒索的害群之马，工厂老板如果有自我改正的决心，完全可以报警 ！ 有很多公司甚至部门，试图用“黑名单”等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无疑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同时涉嫌侵犯“黑名单”上这些打工者们的各项合法权利！ （因为保护当事人需要，本文中打工者均使用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