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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个打工村的生态群像 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止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据统计，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失业后的农民工该怎么办？农民工失业对中国社会有何深层影响？又该如何去迎接这些挑战？ ■核心提示
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县级市邓州，又是一个务工人员输出重地。该市130多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者超出40万人。春节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河南50多年来最严重的冬旱期。这些身兼农民与工人的劳动者，心境也与以往有些不同。
没人知道他们将在新的一年面临什么。他们拥有的，是自己年轻的身体，和未知的希望。
《新京报》派出多路记者采访，今日起推出“关注失业农民工”专题报道，剖析农民工流出地的小村庄，寻找农业工创业的样本，体验重新找工作的艰辛。
2月3日，正月初九，按照民间“三、六、九，往外走”的习俗，河南出门务工的农民赶往火车站。河南是中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向外输出劳动力１２００万左右，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十分之一。牛书培 摄
河南河池村便是邓州一个最普通的村子。 从立冬到立春，近90天，这里几乎没下过一滴水。
50年一遇的旱灾让孙亮的爷爷忧心忡忡。早晨起床，他总是远望村外无边的麦田，“这可咋办呢？”
南河池村位于河南省邓州市辖区的西北角，这里没有机井，绝大多数农田只能靠天收。
孙亮对此却无所谓，“旱就旱吧，反正小麦也不值几个钱。”
让孙亮发愁的是，过年后，在南方那个已经不再拥挤的小镇，自己能不能重新找个饭碗。
600多人口的村庄，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超过150人，孙亮是其中之一。他21岁，最喜欢的，不是这个一到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而是他打工的广东惠州，那里有拥挤的夜市，来自五湖四海的哥们儿，热闹。
早在去年11月，孙亮就回村子了。他打工的鞋厂宣布倒闭后，这名年轻的针车工滞留半月，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回家后，孙亮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渗进了村子里。打工的年轻人有不少失业的，没失业的也抱怨工资降了。
年三十女方来“看家儿”
到年底，孙亮的婚事才有了眉目，双方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误打工
16岁那年，孙亮从初二辍学，下南方去了。
“一看书就头疼”是他辍学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在乡下孩子中颇为常见。
父母倒也不在乎这个。父亲考虑到大学生都很难找工作，即使让他勉强读下去，怕也没有啥好的收场。母亲则想得更远，“到南方尽量领个老婆回来呀。”
孙亮对母亲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人家的闺女又不是在野地里长大的，咱咋能说领就领？”
他还是主张走明媒正娶的路子。不过，孙亮也不否认自己面对厂里女孩时的自卑和拘谨。
“不愿意跟她们多说话，有时候也不敢。”在孙亮的眼中，那些女孩们经常换手机、买新衣服，手里拎着大包的零食。
“太花钱了，咱养不起呀。”年前回到村里后，孙亮家里就动员亲戚邻居给他说媒。
在邓州的农村，男孩子想结婚，至少要有一院气派的平房，若是不欠任何外债盖的，就更好了。
这样的平房，孙亮家有两座，加起来也有十来间。
到年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他的婚事才有了眉目，对方是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同学，邻村的。
大年三十，女孩在多名女性亲属的陪伴下，到孙亮家来“看家儿”了。在豫西南，“看家儿”一般都是走走过场，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陪同的亲戚提供点建设性意见。
果然，“看家儿”顺利通过。不过，家长怕夜长梦多，大家商定过完年看个日子，尽快把婚事办了。
现在，连不识字的老村民都知道了“金融危机”一词，孙亮和女孩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搁求职的良机。
在两年前，随便哪个时节去南方，都有厂子可以进。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不少工厂门口，都站着等待招工的年轻人。而厂子内，也是月月减薪。
从去年种麦时开始，村子就不断有孙亮这样的年轻人从南方回来，比往常早了好几个月。村民们慢慢知道，电视中遥远的“金融危机”，使不少厂子倒闭，打工的人失业了，只能提前回家。
女孩跟孙亮约定，结婚后，要么她跟他南下广东，要么他跟她北上青岛，总之，不呆在村里。
打工者回家后的“闪婚”
村民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耗尽十几年的积蓄，“大不了种地，饿不死的”
孙亮的经历，按照在大城市里的说法，就叫做“闪婚”———相亲快、定亲快、结婚快。
不过，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婚事，孙亮并不是“闪”得最快的。
同村比他大几岁的一个小伙子，在3年前，也是年底，从相亲到办婚宴，只用了3天时间。
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一年都只能在过年时回来一次，相亲，则是年龄越小越有优势。一旦过了25岁，姑娘难找像样的小伙，而一个超过30岁的光棍汉，在方圆只能找那些丧偶或精神有问题的中年妇女做老婆。
家长催婚的另一个动机，是怕男孩在外被远方的女孩把辛苦钱骗光了，或者，女孩跟外地的男孩走了，远天远地，家里岂不白养她一场？
尽管打工的生活很苦，又有经济危机挡道，但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却也是实情。不少人一边叫穷，一边盖起成片的新房。在南河池村，发愁没有宅基地盖房的人，要超过发愁没有钱盖房的人。
他们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耗尽十几年的积蓄。“大不了种地，饿不死的。” 仅靠种地还不行
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有13亩地，一年辛苦下来，最多可以收入6500元
当然，在这个村子，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
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时，没有碑文和家谱可以考证。老人们说，他们的先人从明朝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而来。
这里的人世代务农，直到解放后，才慢慢有人走出去，成为“吃国家饭的人”。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这个600多人的村子，出了十来名大学生。
这些走出去的人，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
不能不打工。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至少要10万块钱。
在南河池村，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肥料在涨价，种子在涨价，柴油在涨价，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却年年跌，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两块多。
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加上政府补贴，一亩地最多可以收500元，总共是6500元。不说人情门户和小病小灾的开支，单指望种这13亩地，也要14年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
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
孙亮除了一个姐姐，还有个弟弟。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每个月工资发放后，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由哥哥寄回老家。
三个月前金融危机影响尚不明显时，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
“家里不花他一分钱，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他能有啥意见？”孙亮也不怎么花钱，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
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是“月光族”。孙亮不羡慕他们，他认为，人跟人是没办法比的。
在村里，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并没有从打工的子女那里获得什么收益。
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
同村的孙芳，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适应工作。
“我脾气倔，主管拉长等当官儿的喜欢骂人，别人忍忍算了，我不忍，跟他们对骂。”她当年离家时，是母亲给的路费。两年后返乡，身上不足一千块钱。
还有人喜欢花钱。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月收入1800元。他喜欢喝酒，又喜欢跟工友打牌，还经常买六合彩。
村民们发现，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现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他们寄回家的钱，比年长者越来越少。 “空心”的村庄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在邓州市，留守儿童有8万名
语文12分，数学8分。
这是孙亮一个远房堂侄的成绩单，那是4年前，这个名叫孙晓的小家伙还在读小学。
现在，孙晓在邻近的内乡县读初中。这个春节，他宣布打死也不再上学。
“一看书就头疼”，他的理由，跟孙亮当年辍学的原因如出一辙。其实，小学刚入学的前两年，他每次考试在班里还属于拔尖的，被大家视作一棵读书的好苗子。
6年前，他的父母赴杭州萧山区打工，将他和姐姐丢给了奶奶。
父母在翻砂厂工作，每个月累得要死要活能落下2千多块钱。每次打电话，父亲孙大春总是教导两个孩子，“好好上学呀，以后别像我和你妈这样卖苦力。”
但孩子显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孙晓的姐姐在初中时变得越来越沉默，成绩也直线下降。孙晓则开始与一群逃学打架的小孩子混在一起，又常在小学门口的代销点赊欠零食。
他的成绩越来越差，到最后，老师也懒得管他了，只是叮嘱他，“别带坏了同学”。
孙晓的姐姐两年前就辍学了，现在一所技校学电脑。春节没过完，孙大春便赶到南阳，又开始为儿子找技校了。
“我也知道大人常年不在家，肯定让孩子受亏。”孙大春吸了口烟，“不过，不出去咋办？这种地能挣个啥钱？”
村长估算，该村将学龄子女丢在家里出去打工的家庭，有七成之多。因为缺少青壮年劳力，村里的农活大部分都由中老年男子和妇女负责。七八十岁还下地干活，在这里不是新鲜事。
数据显示，在邓州市，像孙晓这样的留守儿童有8万名。
村长说，村干部们越来越担心，这些被父母丢在老家的孩子，成绩普遍很差，十年八年以后，当他们长大成人，除了出去继续卖苦力，还能干些什么？
而对于那些失业回来的打工者，村里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的方法，至少目前还没出现什么土地纠纷问题。 林林总总的开支
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村民们的生存处境仍面临很多压力
20年前，还没有普及拖拉机的时候，村子里谁要能养一头大公牛，赶着大牛车，把庄稼活儿做好，便是村民们羡慕的对象。
现在，这些人都老了，在寒冷的北风中，他们抄着手，旁观着年轻人的热闹。
家庭里的权威，也在向那些能挣钱的年轻人转移。
孙亮的父亲以前喜欢赌个钱，母亲劝阻多次都没用。但当孙亮在南方打工后，父亲开始听他的话了，天天躲着那些赌友，这让孙亮的母亲颇感欣喜。
在村人看来，在村里，要么你勤奋，要么你聪明，只有你能挣更多的钱，盖更好看的房子，才能获得别人的抬举。
不过，即使住上了新楼房，骑上了摩托车，用上了漂亮的山寨手机，村民们的处境，跟以往并无根本改变。
4年前，河南全省的农业税取消。紧随其后的，是农资产品涨价。一辆10匹马力的拖拉机，4年前的价格是4千元左右，现在接近7千元。
其他方面的开支，也不轻松。
在自家宅基地盖座新房，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时，需要给镇土地办交两千块的“办证费”。
而按照河南省发改委去年关于涉农收费的最新规定，农民利用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时，除收取土地证书工本费（普通证书每证5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外（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
死后也需要开支。政府要求村里的人去世后必须火化，理由是保护耕地。但村人还是愿意花两千多元将亲人遗体火化后再土葬。
一些人情世故的开销，也让他们感觉不安。
“我都不敢回来了。”孙大春腊月二十八从杭州回村，不到三天，买年货走亲戚，就花了2000多块钱。两个孩子上技校，还得花钱。此前连续三个春节，他都没有回村子过年。来回路费贵不说，人情往来太厉害了。
村子里几个月薪超过3千元的年轻人，都是在青岛的电镀厂打工。天天接触重金属，他们明知道毒素会在体内沉积，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他们看来，即使挣来更多的钱，自己作为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一条鼓励创业的短信
孙亮不知道创业该从何创起，过完年，他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大年三十这天，孙亮接到一条当地移动公司的短信，说政府为本地务工人员，制定了种种优惠措施，“欢迎回故乡创业”。
短信没有讲究竟有哪些措施，孙亮也懒得问。
而根据媒体报道，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该市积极开辟创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三条“绿色通道”，力助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扶持携带一定资金返乡的农民工投身种植、养殖业，简化工商营业执照的办理手续，优先为他们办理每人不低于2万元的财政贴息贷款。
在孙亮看来，在村子里，大家都想创业发大财，却不知从何创起。
村里只有两家养鸡场，十里外的镇上，做小生意的都挤破了头，没有什么空间留给这些更偏远的农民。村里没有矿藏，附近也没有工厂，除了没受污染的小河和明澈的星空外，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向外乡人夸耀的东西。
村里150多个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靠着亲戚朋友的帮忙介绍，多是去广东的一些服装厂、玩具厂工作，也有人到青岛的电镀厂打工。
金融危机使得在外地从事轻工业的打工者都发觉，钱越来越难挣了。村子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打工者，是在南方失业后返乡的。他们有的想再出去碰碰运气，有的只想在老家避避风头。
从事重工业的也不例外。孙大春以前在的翻砂厂，在去年下半年，工作量就越来越少。“老板说是金融危机闹的，我不懂啥危机，钱挣得少，我就换厂子。”
年前，孙大春蹲在人群中，跟村南头几个年轻人聊挣钱的门路。那几个人在广东好几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却是待业之身。
“要是去年春上，我在那里的翻砂厂介绍进去十个八个没一点问题。今年，我不敢打这个包票。”孙大春深深吸了口烟。
与城市人对失业的敏感不同，这些出去打工的农民工有着随遇而安的朴素想法。
孙亮离开南方时，是失业的，再回去是否能找到工作？“应该可以吧，我弟弟还在那里呢。”
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在他打工的惠州黄埠镇，鞋厂倒闭了三分之一左右。倘若继续倒闭下去，“我也只好换个地方了。”
孙亮打算过了正月十五把婚事办了以后，将继续背上行囊，到沿海去碰碰运气。
他们美好的期望，就像门上新贴的对联，一年接一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