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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2015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女性地位高不高?

发布时间:2016-08-17来源:缪斯夫人 作者:沈洋 点击:306次

在中国有不少男性,甚至是受过精英教育的男性,认为中国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佐证他们观点的通常是他们自己的个案,比如我曾经碰到过文化研究领域某著名男教授,对我说:“中国现在女性地位已经比男性高啦,我在家都听我老婆的”。这种观点有三个主要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一,“在家听老婆的”是很主观的判断,并且语焉不详——什么叫听老婆的?如何听?他们的互动模式是权威式还是协商式的?在什么事情上听老婆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还是买房的选址?“在家听老婆的”,那在外面呢?
 

其二,即使这位教授在家凡事都听老婆的,个案是没有代表性的,无法普遍化。而偏偏有很多男性,把个案当了真理。
 

其三,即使全中国男人在家都听老婆的,那仅仅听老婆这一指标并不能说明中国女性地位比男性高。因为衡量性别平等的指标非常多元。 如果要探究中国的性别平等现状,还需要借助一些权威报告,比如每年一次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近十年中,中国的性别差距如何变化?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每年年底由世界经济论坛出版,主要衡量在经济参与、教育获取、健康以及政治参与这四个方面的各国性别差距。每个指标之下还有一些分指标。比如,经济参与的分指标最多,其中包括男女工作参与程度、相似工作的工资性别平等程度、男性和女性未来预测收入、高级职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所占的比例等。健康分指标主要包括出生性别比以及健康生活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我个人认为,健康生活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这个指标很有意义,说明了在国际上已经逐渐认为有质量的生命比平均寿命更能够反映人类福祉。
 

在最近10年中(如下图),中国的性别差距从世界排名63跌至91。考虑到参与评比的国家数量的变化,中国的排名是从2006年的前55%(63/115)跌至2015年的前63%(91/145)。其中2007年,以及2013至2015年,下滑得最为明显。经济、教育、健康与政治参与这四大指标均有所下降。与2014年相比,中国在2015年的排名跌了四位,主要是因为女性出生比例再次下滑;中国在女性经济参与与政治参与这两项指标上有所提升,但综合经济、教育、健康以及政治这四个指标之后的总排名依然下滑。
 

解读《2015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女性地位高不高?

 

中国的性别差距现状如何?


	

以下主要介绍2015年的性别差距情况。
 


			

在经济参与和教育获取方面,在中国52%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女性,高等教育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这两个指标都位列世界第一(与其他几十个国家并列第一)。但是,在立法官、高级官员与经理等高级职位中,目前的女性比例仅为20%左右,排名世界第103位(103/145)。此外,女性占男性收入的65%,位于世界第66位。65%这一数据与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很接近。不容乐观的是,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会继续下滑。我认为,这可能与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有关。开放“二胎”政策很可能会使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遇到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并使一些已有工作的女性为照顾孩子而回归家庭。
 

在健康方面,中国是全球性别比最失衡的国家,每出生100名男婴时,仅有87名女婴出生。
 

政治参与这一指标衡量了中国女性在全国人大常委以及部长级职位上的比例。女性在全国人大常委的比例是24%,位列全球第62位。最近十年这一数字稳定在21%到24%之间,这与中国实行的性别配额制度有关。但是女性在部长级的职位上所占比例仅为12%,位居全球第103位。
 

总体而言(如下图),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相对很小;在健康方面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女性的健康生活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高;在经济以及政治领域的性别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解读《2015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女性地位高不高?


			

为什么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人数都已经超过男性,但是收入只有男性的65%?
 

我在此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包括:

1)  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是温柔、贤惠、顺从,不少女性也内化了这种期待,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理所当然的。 很多家庭遵循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在生育、育儿、做家务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这使她们在职场上更难做到高层。

 

2)  在婚配中,女性倾向于与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差不多甚至更好的男性结婚。那么女性在家付出更多是家庭内部的经济最优化选择。
 

看到这里,相信伙伴们对中国的女性地位以及性别平等现状有了大致的了解。以后,如果再听到类似“中国现在女性地位已经比男性高啦,我在家都听我老婆”的论调,我们可以用数据平和理性地回应它。
 

沈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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