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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地下服装厂:女工做一件活挣1分钱

发布时间:2016-04-08来源:北京晨报 2006年7月20日 作者: 点击:100次

  在一家地下服装工厂里打工的17岁女孩描述自己的遭遇:“累得睁不开眼睛,但还是得干活!”为摸清底细,记者深入一家地下服装厂应聘,开始24小时打工生活。通过暗访,记者发现每个工人每天至少要工作14个小时,而做一件活的最低工资仅为1分钱。

“考试”过四关 才准打黑工
顺义龙湾屯镇周边地下服装厂扎堆,工人超负作业 记者应聘体验生活
揭秘地下服装厂·卧底

  如果一个人每天5点就要起床,一直要工作到深夜12点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就是地狱啊!每天都累得睁不开眼睛,但还是得干活。”一位在顺义区龙湾屯镇的一家地下服装工厂里打工的17岁女孩疲惫地描述了自己的遭遇,而据她介绍,这种把人“往死里用的服装厂”在当地至少还有十几家。为了摸清当地地下服装厂的劳动状况,记者乔装改扮,深入唐洞村一家地下服装厂应聘,从此开始不分昼夜、半饥半饱的24小时打工生活。但令记者没想到的是,要想当上工人,需先闯过当地工厂主的四道“关卡”。

  关卡一:应聘无门

  农家院暗藏服装厂 门口无标不挂牌

  根据打工妹的讲述,记者了解到,顺义龙湾屯镇一带的地下服装厂较多。因此,记者把暗访目标选在了龙湾屯镇。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两名记者穿上了朴素的服装,带上了简单行李,扮成了刚来北京的打工妹。
  打扮停当,记者登上了一辆开往龙湾屯镇的小巴。在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睡了一觉又一觉后,记者终于踏上龙湾屯镇的一条主干马路。马路的两旁多为小型的超市和商店,看上去并没有一家服装厂。但路边的村民告诉记者,此地为龙湾屯镇,往北边和西边走都可以找到服装厂。
  记者开始沿着马路朝西走,但只在一条小路上看到了一家较大的服装厂,据村民讲,这家服装厂是大队开的,厂子不小,但如果没有熟人,很难分到好活,如果想找好活干,还得找私人开的地下服装厂。于是,记者继续往前走寻找私人服装厂。
  一路上,记者分别为彼此取了两个简单上口的假名“张雪”和“王丽”。在经过一系列的打听后,记者从村民们的口中得知,一家由本地村民开的服装厂正在招人,还包吃包住。走过几条七拐八扭的乡间小路,摆脱几条凶恶咆哮的农家狗,终于找到了这家所谓的服装厂。从外表看上去,这家服装厂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外面没有任何工厂的标识,如果事先不知道,根本不可能发现这就是服装厂,只有走进去的人才会发现,里面是别有洞天。据村民们讲,龙湾屯镇的私人服装厂几乎都是这样的,“还挂啥牌子呀?不是多此一举吗!”

  关卡二:厂主审查

  倚靠门口不言声 警惕打量求职者

  记者站在门口打了几声招呼,从院子里走出一名大约四十几岁的妇女。事后记者了解到,她就是这个服装厂的老板娘。她倚在门口,警惕而又疑惑地将记者上下打量了一番,并不发一言。
  记者主动走上前去问道:“咱们这儿缺人吗?我们俩想找点活儿干。”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的打工妹身份,记者特意操着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东北话。一听记者是来找活的,老板娘立刻来了兴趣,往地上一蹲,问道:“你们这是哪儿人啊?”看到招工有门,记者立刻一左一右蹲在她身旁和老板娘套起了近乎:“我是东北的,她是北京郊区的。”“你们这儿怎么不挂牌子,找起来特别费事。”“没办营业执照挂啥牌子呀,办个营业执照麻烦着呢,哪能像现在这样省心啊?怎么着,你们俩想找活儿干吗?”
  “我们当过保姆和饭店服务员,手头儿都挺利落,现在没工作了。您看我们行吗?”在了解了记者以前的“打工经历”后,老板娘很爽快地表示:“在我这儿干可以,但是必须干到年底,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干两天就走,可不给工钱。”
  记者询问工资待遇如何,她表示,第一个月每人300块钱,还要从里面扣除70块钱的饭补,也就是每人230块钱,第二个月就按件计算了,多劳多得。“你们可得吃得了苦呀”,她表示,每天上工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晚10点是规定时间,如果想继续干也可以。记者表示,以前并没有做过服装方面的活儿,不知道能不能干得了,她立即说:“没事,一学就会,前两天我们这儿有个女工把她妹妹也推荐过来了,昨天来的,今天就开始上缝纫机干活儿了。”记者表示可以接受,老板娘随后表示,可以先到车间看看做工流程再说。

  关卡三:先期体验

  满屋棉絮飞舞,工人满头大汗

  记者随老板娘走进小院,才发现农家院里面暗藏玄机。院内杂草丛生,中央及角落堆满了塑料袋,做衣服用的蓬松棉和布料也胡乱扔在地上,任人踩踏。
  院子里有三间房:一间正屋,两间厢房分置东西,其中一间用来堆放杂物,另一间厢房内,已做好的衣服乱七八糟地摆了一桌,一男一女两名工人正操着剪刀剪掉上面多余的棉絮。这时,老板娘招呼记者进入了作为车间的正房,棉絮浮在空气里,四处飞散,多台缝纫机与几个布满污泥的吊扇一起轰隆作响。虽然屋子敞着门,但是屋里的工人仍然是满头大汗。
  记者观察到,这个房屋大约80平方米左右,呈一个狭长的长方形,中间16台缝纫机围成一圈,位置紧凑,两排之间只隔了半米左右的空隙,大约10名工人正在紧张工作,看上去都很年轻,其中有一名男工,其余都是女工。同院内相似,屋内净是尘土的地上也到处堆满了已做好的衣服袖子、前身等零部件,以及棉花、布片等原材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棉服做好后,成捆堆在地上,几名工人起身去院子里拿东西时,来回就踩在干净的棉服上。门口一张桌子上立着熨斗,老板娘从地上抄起成捆的衣服熨烫。
  记者走上前去表示,愿意在此工作,并询问可以做些什么活儿,而此时,刚刚还十分热情的老板娘却表示让记者多看看再下定论。大约过了5分钟左右,记者再次找到正在责骂工人的老板娘,表示已经考虑清楚,可以立即投入工作,但老板娘始终不置一词。

  关卡四:遭遇面试

  说声“我愿意吃苦” 老板直接让上岗

  正在记者等待老板娘答复时,一辆小型面包车开进了院落,从车上走下一名大约40多岁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屋内。这时,老板娘迎了上去说:“这两个小孩儿要在咱们这儿干活。”老板把记者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将记者带入屋子一端的一个小隔间内,围绕记者以前打工的经历开始了“面试”。
  记者表示,只有初中学历,以前曾经干过保姆和饭店服务员。老板随即问到,以前的活儿都工作到几点。记者表示饭店服务员要跟着客人走,客人散了才可以休息。“干这行特别苦你们能受得了吗?”记者回应说:“以前都是卖苦力,岁数也大了,还是想学点手艺,苦点儿就苦点儿呗。”
  他表示,在这儿干活就是时间较长,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0点,但是过了10点后好多工人赶都赶不走,非要继续干,有的要干到凌晨一两点钟。对于第一个月230元钱的工资,他解释说,第二个月就可以按计件算钱了,别的服装厂也都是这样。记者表示可以接受后,老板立即让记者开始学习缝纫机。就这样,在没有检查记者身份证、没有确认记者年龄之后,老板便招收记者成为他工厂内的女工,连记者预先准备好的假名都没有派上用场,一直到24小时后记者离开,两位东家始终没有问过记者姓甚名谁。

  卧底历险:烂布裹相机 差点被识破

  从进入车间时起,记者就将相机藏在包里。但第一天下午记者发现,工人之间的距离特别近,老板和老板娘也不时地在车间内巡视,因此要把相机从包中拿出来进行直接拍摄很有可能被发现。
  第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记者看到晚上11点多才从工厂回到宿舍的女工依然在宿舍角落制作第二天要用的尼龙袖口,记者站起来假装伸懒腰,将另一人围住,挡住了身后女工的视线,另外一人赶紧按下快门,之后将相机快速塞进包里。
  第二天上午上工时,由于两名记者相距较远,因此按照事先的商定,一名记者试图从包里掏出相机照完后立即塞回包里,可是每当记者掏相机时,旁边的打工妹总是看着记者,几次拍照都没有成功。
  于是,计划迫不得已改变,一名记者将相机隐藏在一堆破布当中,坐到正在假装做活的另一名记者身旁,“你看这么做对吗?我总是做不好。”“我也是,那应该怎么办啊?”“不知道啊。”记者一边无话找话假装研究怎么做工,一边用余光观察周围情况,但几次试图拍照时,都有对面女工抬起头来,而此时老板进来巡视,记者只好退回原座位继续干活。
  隔了十几分钟后,记者寻找机会故伎重施。为做好掩护,一名记者情急之中抓起一件已经做好的棉服芯成品,站了起来,举到另一名记者跟前,说:“你看这活儿做得多好。”这时这件棉服芯正好遮住另一名记者的手,使得她得以迅速举起相机,成功拍了几张照片,拍完后又赶快各自归位,用缝纫机的轰隆声遮掩紧张激动的情绪。
  经过记者24小时卧底体验,这些私人服装厂打工妹的真实生活状态逐渐浮出水面——每天早上7点上工,凌晨1点左右才睡下;所谓工厂,其实开在一户农家院中,根本没有营业执照;第一个月230元钱的净剩工资;做出一件活儿最高提2毛6分钱,最低1分钱;10个人挤在三张床上睡觉;每天两餐的主食是没有肉的芹菜馅儿包子……在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这些只有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在习惯了每天几乎只有做工和吃饭的生活后,对于未来和现在早已失去了激情和幻想。

  工作从早到晚如奔命

  早上六点起床,许多工人一直要干到夜里一两点钟。

  回到宿舍 还得加班

  下午,两名记者分别被领到两台缝纫机前,老板指派了一名熟练女工教记者怎样使缝纫机。这名女工简单教了记者使用方法后离开,并分给了记者一些边角余料。记者就开始在这些布上练习。
  记者观察到,这里每名工人都面容疲惫,但手里的活儿依然速度不减,每个人都低头不语,紧张地忙着干活,只有当记者询问时才勉为其难地应答一两句。
  在不间断踩3个小时的缝纫机后,大约晚上7点左右,老板宣布可以去吃晚饭了,女工们迅速离开前往住处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老板娘告诉记者,晚饭后没有休息时间,吃完饭就赶快回到车间工作。大部分女工都用20分钟左右时间吃完了饭,陆续回到车间继续工作。夜幕降临后,尽管车间开着两顶吊扇,但十多台机器散发的热量、闷热的天气、白炽灯的烘烤依然使整个车间仿佛蒸笼一样。

  10点下班 还有人干

  晚上10点以后,记者看到每名工人在一天的工作后已经疲惫不堪。这时,有几名女工陆续离开,但仍然有四五名工人在继续工作,大约占到工人数的一半。记者随一名女工前往住处,中途她告诉记者,有许多工人都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才回来。“说是10点就可以走了,可是那些手慢的,干不完活的,还得继续在那儿干。”她说,如果一名工人干不完她的那部分活儿,老板就会派别人干她的活儿,这样别人就把她的钱挣走了,她挣的就少了。正因为如此,许多工人每晚都要加班加点,甚至到夜里一两点钟。而且每周也没有休息日,天天重复同样的程序。
  记者回到住处后看到,大部分女工都在抓紧时间洗衣服、看电视、洗漱。大约夜里12点左右,留在车间工作的女工才陆续回到住处。而有两名女工回到住处后立刻从门口的一个大塑料袋中掏出几捆外形类似于圆筒袜的厚尼龙,剪成一段一段的。她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二天要用的缝袖口的东西。凌晨1点左右,在最后回来的女工洗完衣服后,女工们才开始休息。
  记者计算了一下,每个工人至少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个别人可能工作16个小时。

  工资:一件活挣一两分

  按工序分工,一件活最低1分钱,最高2毛6分钱。
  记者在车间看到,每名工人都负责不同的工序。有的工人负责“纳袖”,即把棉花和布片合在一起纳成一只袖子,有的工人负责“纳前身”,有的负责“纳后背”,有的负责“合裉”,即把袖和前身合在一起;其余的为缝合单层里子、轧菱形块、缝衣服口袋、缝纽襻等工序。
  记者从一名资格较老的工人处了解到,这些道工序里最低的为每件一分钱,如缝纽襻等;而缝合一个整件的棉服心为2毛6分钱,是最高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成整件的,都是分工序合作完成。而纳两个袖子为1毛2分钱,纳一个前身上段为7分钱,缝合一件整件的单层里子为1毛7分钱,轧菱形块为2毛5分钱,但这个活儿需要技术熟练的工人来干,记者看到,目前干这道工序的是那名干了3年的“元老”。她告诉记者,不同的工序一般每个人每天要出200到300件左右,那些干得好的,每个月能挣到1100或者1200元,一般的能挣到500元左右。因此,为了多挣钱,他们宁愿每天加班加点工作。
  一名女工告诉记者,这还是有活儿干的时候,没活儿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我来的时候没什么活儿干,拿了两个月的230元钱。”
  这些棉服心上都缝合着拼音为“shuangyi”的标签,质量特别差,蓬松棉只有薄薄的一层,做工也很粗糙。记者从一位女工处了解到,每件棉服芯成品大概能卖3元钱,而完成一件大约需要十五六道工序,而老板大约支付工人2元工钱,因此,算下来每件净赚1元左右。记者从老板处了解,工人们大概每天能加工出200到300件,大概一个月能生产出6000到7000件。

  工人:全是外来打工妹

  几乎都是初中文化,一般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1岁

  记者通过和这些打工妹聊天了解到,这家服装厂的十多名工人中,有两人来自于河南,大部分人都来自河北省邯郸的同一个村庄。一个打工妹告诉记者,她们都是通过相互介绍来到这里打工的。她小声地问记者:“你俩多大了?也刚初中毕业吧?”她说,她们几乎都是初中文化水平,一般都只有十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才21岁,目前,在这里干活时间最长的已有3年,最短的只有1天。坐在记者对面的小女孩,从她的身材、面容可以看出,这个女孩仅仅十四五岁。
  记者注意到,厂里的男工做起针线活儿来毫不含糊,但还是会时不时被老板厉声训斥针脚不平。在干活的过程中记者看到,一名女工隔了几个工友,偷偷传话给他:“这只商标你又缝错了!”说完,趁老板不注意,麻利地挑开线头,帮他重新缝合起来。
  从和大多数工人的聊天中记者发现,“勤快”似乎是每个人心中牢记的关键词。包括在记者做活期间,不断有旁边的工人提醒记者,在这里,挣钱多少与勤快与否有很大关系,“最好尽可能又快又多地做!”

  辞职结算:打工一天倒扣记者5元钱


  尽管记者十分小心,但是拍摄照片的过程还是引起了老板和老板娘对于记者不努力工作的不满,以及对面一位女工的注意。在此后的做工过程中,她时不时地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记者。眼见记者身份有可能被拆穿,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记者决定向老板娘辞行。记者表示,这份工作实在太苦了,不适合自己。“有话直说吧!”记者的辞工,显然出乎老板娘的意料。她盯住记者不放,并摆出一副谈判的架势,一再强调有话直说。记者只得苦笑,表示自己并无意于加薪,而且会遵循最初的约定,可以不要工钱。这时,一位打工妹走了过来,劝告记者说:“好好干,一定会挣到钱的。”
  记者沉默不语,这时老板娘突然发话,“你们要走是吧?行!你们在我这儿吃了两顿饭,给我5块钱吧。”两名记者面面相觑,为脱身,只好掏出5块钱交给了对方,提起行李走出大门,24小时“卧底”生活就此画上句号。

  娱乐:手掌大电视不停摇天线


  宿舍的桌上有一台成人手掌大小的微型电视机,可以说是女工们唯一的娱乐了。下工后虽然已经近夜间11点了,而电视信号又不好,需要不停地摇动天线才勉强看清图像,但几名女工依然挤在电视前,目不转睛地观看节目。看到心爱的明星出现,几名女工忍不住高兴地小声尖叫起来,这可以说是她们一天内发自真心的交流。

  记者手记:花季女工机械销蚀激情


  短短一天时间卧底打工,我们笨手笨脚,不仅扎破了手指,还弄断了人家两根针。这些工友十分友善,我们初来乍到时,一个女孩落落大方地欢迎我们加入,鼓励两个故意面露怯色的新人,让人感觉心头暖暖的。就在结束采访前不久,坐在我们旁边的女孩还在耐心教我们如何不使缝纫机断线。她担心地说:“你俩赶快练好吧,马上要安排干活了。”但我们没打算久待,始终听得心不在焉,错误不断。然而,面对我们“是否满意现在的生活”、“有没有打算从这里走出去”等种种疑问,她们茫然地摇头,表示不满意,又从未想过以后。
  证件、技术、姓名……在此都不重要,直到我们离开,彼此之间仍以“你你你”或“哎哎哎”相称,且由于逗留时间短暂,几乎不沾油腥的饭食不足以使我们体会为什么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饥肠辘辘。夏天的夜晚,工厂里燥热难耐,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播放着过时的流行歌曲,几个打工妹随之轻声附和,直至乐音淹没在缝纫机与电风扇共同发出的嗡嗡声响中。压抑,无人可以交谈,只能剔除思想,机械地干活:1件、2件、10件、100件、200件……永无止境。我们必须承认,暗访期间,不安全感与安全感总是交替出现,而恐慌既来自担心暴露真实身份,又来自扮演角色所带来的困惑。

  打工遭遇:两顿饭吃仨黑“面团”


  晚上7点钟,晚饭时间到了。记者跟随一位打工妹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她指着一座破落的农家院说,这就是我们的宿舍。记者走进去看到,院内杂草丛生,好像很久没收拾过,三间平房,有两间是宿舍,另外一间为厨房。
  记者走进其中较大的一间,房间大约有十二三平方米左右,靠窗并排摆放着两张大床,一张单人床摆在屋子中央。屋里空地儿堆放着行李以及成箱的方便面。据一位打工妹介绍,两张床上共睡7个人,单人床则要挤两个人。至于男工,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记者白天所见的厂房中那间只有两张桌子的屋子里,把两张桌子一拼,就是床了。
  当天的晚饭是芹菜馅儿包子,大个儿的黑黑的“面团”堆满了一屉,厨房里苍蝇密集,在已经掀开盖儿的笼屉上方盘旋,时不时在锅里的食物上落脚,但大家似乎已经司空见惯,等记者去拿时,包子已经所剩无几。
  记者咬了一口,觉得实在难以下咽,想起进厂时老板娘给记者打的“预防针”:“丑话说在前头,可别嫌饭不好吃,吃多少拿多少,要是吃不了扔了,别让我逮着!都是大米白面,已经不错了!”于是,记者捧着“面团”吃了个精光。
  由于白天长时间的体力透支,有些女工深夜回来依然捧着饭缸泡方便面吃,这种“夜宵”对于她们来说是对恢复体力必要的补充。
  由于没有足够的铺位,两名记者挤在一个床位上睡觉。头顶上的吊扇发出的巨响让记者一直担心会不会砸下来。入夜后,记者露在衣服外面的部位无一幸免地被蚊子叮了大包。几名女工也痛痒难忍,频频起来开灯。一夜下来,记者感到更加疲乏了。
  这里不管早饭的,要吃得自己解决。第二天的午饭似乎“增色”了不少,有拌黄瓜和炒芹菜。记者在菜盆中仔细查看,终于发现里面有零星几块肥肉,而主食依然以昨天的包子为主,还有些花卷、馒头。打工妹们每人盛了一小盆,吃得津津有味。
  为了支撑体力,记者两顿饭吃了三个包子。打工妹们说,这些包子每顿都会加热给她们吃,直到吃完为止。

  管理部门:标准工时每日工作8小时


  记者以举报者的身份致电顺义劳动局。从劳动监察部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640元,而每月230元的工资违反了《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至于每天至少工作14小时的工时,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如果该工厂没有到相关部门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则应符合标准工时制,即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度。

  非法经营:接到举报会查处


  记者随即拨通了顺义工商局的电话,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龙湾屯镇地区出现隐蔽的不挂牌子的私人服装厂并不知情,但只要没有执照,就属非法经营,接到举报后会责令查处。


本版文图 晨报暗访组 制图/仝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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