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国目前有职业病120 余种，都是因为工作中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而又防护不当所致。1988 年以前，有关方面规定对此一律不许公开报道；1988 年后，禁区打开了，由是引起广泛的关注。 1994 年4 月19 日，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发生了本年度本市第一起重大中毒事故，四人死于硫化氢污染。人们不解监测污染的致力于保护环境的人竟然死于污染之中。 第二天，《 北京日报》 就发了通稿，张百发副市长亲临出事现场。 报导：4 月19 日上午，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化验室一名职工未按规定取泥样，发生硫化氢中毒，掉入泄空井内。正在附近工作的8 名职工听到呼喊，火速跑到出事地点，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抢救；相继赶到现场的40 多名职工团结协作，奋力将落井者救出，迅即送往医院抢救，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l 名中毒落井者死亡，3 名下井抢救者赵波、王向辉（女）、曾卫东光荣牺牲。 据知情人透露，所谓化验室一名职工其实是该室的工程师王长江，那天他照例采集监测泥样，可碰巧厂里取样点的抽水机坏了，一连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取到样，最后决定在这一米多宽、6 米来深的浓缩池泄空井里取泥样。他没有穿防护衣，也没带面罩，足足憋了一口气，一口气的功夫，他脸憋得红红的把样递给井边的人，没容他迈上一条腿，人就掉下去了。井边的人愣了一下，随即，一个人跳下去了，没有上来，又一个抢救者下去了，一连跳下去3 人。 一名中毒者，三名枪救者就这样死去了。 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厂长杨向平说：这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暴露出工作中安全防护的失误。在国外污水处理厂从技术到管理都有一整套规则，像我们家用电器说明书一样全。出事后，许多专家、厂商、学者都来到我厂，给我们许许多多切实可行的帮助。 他的同事们都说，王长江平时工作就认认真真，当时，他已经感到不行了，他完全可以把采到的样扔掉，人先上来，但他没有。 这起急性中毒事故发生后，一位多年从事职业病防治研究的专家说：如果站在预防职业病的角度看，可以残酷地说，这是他们缺乏本职职业危害的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差的恶果。很遗憾的是，后面三个抢救者不知其危害还有情可原，身为监测室工程师也不知深浅，违章作业而丢掉自己的宝贵生命，实在不该，实在不应该。 人死了，我们无从可知，是他不知深浅，还是他意识淡漠，抑或是存有侥幸心理？《 北京日报》的报道中最后说，全市各有关单位要从中吸取教训，切实保证要安全生产。至今，提到这次事故，高碑店的工人仍心有余悸。 1978年，避孕药车间，人们对男工人女性化，女工人男性化的现象深感神秘；1988年一份红头文件打开了职业病一直拒绝公开报道的禁区。 1978 年，恢复高考，知青返城，计划生育都是当年的大事。一位从内蒙古回京的女知青很快有了一份工作：在制药厂避孕药车间。计划生育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仍供不应求，加班加点是常事。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生理上有所变化，月经不调、性格有些男性化。刚好，她的父亲是学化学的，明白这是过多接触荷尔蒙的结果。从不利用职权的父亲，第一次托关系，悄悄把女儿调出了这个厂，并再三嘱咐女儿对此只字不准提，怕沾惹上破坏计划生育或其他什么罪名。 其实，何止是避孕药车间被列入保密范围，卫生部的官员们说，那时，所有的职业病都不准公开报道，包括尘肺病、化学中毒两大类120余种。但是，不报道不等于这些不存在：此时，外电大肆攻击我国不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并拿出中国有1000万尘肺病人的数据为有力证据。面对如此夸大其辞的报道，我们却束手无策：中国有尘肺病，但有多少，没有调查，当然也就拿不出真凭实据驳斥他人的妄言。 1988 年，卫生部和中央保密委员会的一个红头文件的下发，才从此打开了职业病禁止公开报道的大门。同年一位叫洪加祥的记者就写了一部长篇《矽肺：1988 备忘录》。1990年，尘肺病流行病医学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我国i ——Ⅲ期尘肺病患者有38 万人。 大跃进时最负盛名的马万水后来死于矽肺，以他名宇命名的英雄拥进队16任队长都得了矽肺而过早离世。30多年过去了，职业病发病率却有增无减。 “1958 年，为了加快进度夺高产，中国的风钻工几乎全部采用最原始的干式作业，而把能防尘的湿式作业法丢在一边。因为湿式作业法采用水钻，工人嫌脏怕麻烦。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井下工人，在粉尘弥漫中，一边拼命于活，一边还哼着大跃进的小调…… ” 如今，这些小伙子们因长期在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粉尘中工作，有的已住进了疗养院，终日靠吸氧过日。在北京矿务局上岸疗养所，100多个床位终年都住满了三期尘肺及合并结核病人。至今，被称为世界第一大职业病的矽肺尚无特效药，治理病人只能是旨在延长其奄奄一息的生命。我们在上岸疗养所见到的情景也是其他尘肺疗养院（所）的现状。病房里听到的是被病痛折磨的痛苦呻吟，一个个满面枯槁、骨瘦如柴的患者，鼻子里带着氧气吸管感到喘不上气来，还张着嘴大口大口地使劲吸气。他们就连下床喝口水、上厕所、到阳台或者院里晒晒太阳都不能离开输氧管。一位老人坐在床边的方凳上，胳膊支在小柜上，每呼吸一次都呻吟一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医生说他吸气费劲，连觉都睡不了。三期矽肺病患者的肺最后完全成为坚硬的结块，比正常人的肺大许多倍，再给多少氧都吸不进去了，马万水等许许多多人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在环境污染的世界性公害中，矽肺对人们来说是最为痛苦最为残酷的职业病。 矽肺和尘肺病患者本身的痛苦令人心悸，而给他们家庭带来的悲哀则是难以言状的。湖南湘永煤矿工人因患矽肺死亡留下遗孀287人，她们当中有的已是改嫁多次，丈夫均因矽肺故去，心灵留下的创伤无法愈合。同时，这些患者由国家担负医药费、体检费、疗养费、护理费、保健费和工资等费用，每年每人平均2869 元。由于这些病人劳动能力降低或完全丧失而不能创造价值还造成了间接经济损失。以38 万尘肺病人为例，1991 年国家为此蒙受经济损失达57 亿元。 警钟早已敲响，但危机依旧存在，工业系统旧有的尘肺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新的职业危害问题亦日趋突出。 有消息说，全国60 ％以上存在有害作业的乡镇工业厂矿防尘毒未达到国家标准。专家们尖锐地指出，近10 多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高速发展，但劳动保护措施和防护手段却大大落后，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尘肺病所造成的恶果将比大跃进时期还要严重。 而据卫生部新近统计：50 年代，尘肺病每年发生例为百位数，70 年代达到万位数，1980 年每年以2 万例递增，死亡人数在5000人以上；同时，职业病的另一大类职业中毒的发生率也一年高于一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急性中毒事故，每年发生1000起，中毒者在2000人左右。目前有六、七万种化工产品应用于工农业和日常生活，且每年增添新品种2 万种，而化学物质的致癌因素，也愈来愈引人关注。我国每年死于恶性肿瘤约90 万人，4%——5 ％为职业癌，大约有45000人。而后者恰恰是长期职业性接触生产环境存在的致痛化学物质所引发的。 这些仅仅是能够统计到的数字，目前还有诸如乡镇企业、家庭作坊、“三资”企业的职业危害状况尚未得到全面了解。 在全国著名的鞋城温州，大约10万多人从事制鞋业，他们长期接触含有高浓度苯的粘合剂——氯丁胶，致使轻、中、重度苯中毒者至少有五、六千人。去年7 月，该市人大组织调查时发现，制鞋工人们常常是10 几个人挤在一间10 多平方米的房间，室内毫无通风排毒装置，有的甚至连窗户都没有（每日人均使用粘合剂1 . 5 公斤之多，使得空气中苯的浓度超标率达63 . 46 % ) ，在这种封闭式的环境中工人每天劳动10 至17 个小时，甚至吃、住都在这个房间中。另外，由于市场上含苯量越高的粘合剂售价越便宜，所以厂家竞相采用高苯氯丁胶，以降低生产成本。而许多企业负责人和工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苯中毒，更不知如何预防。 据调查，像这样存在职业危害的乡镇企业有80％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有34 ％的职工接触到铅、苯、汞和各种粉尘等有害因素，其中有4 . 4 ％的职业病患者和11 . 6 ％的可疑职业病人。 在云南、贵州有许多个土法炼汞的家庭作坊，他们在石头垒的窑边，靠一只碗、一口锅炼汞，根本没有卫生常识可言，废水、废渣、废气肆意排放。由于汞是常温下极易挥发的金属，可通过人的呼吸道进入人体内，这种落后原始的土办法使得汞中毒者高达20 . 6 ％。当地医院里就可见到那些四肢、躯体不停颤栗的病人。医生说，这就是汞中毒造成的汞毒性震颤，同时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症，易兴奋、口腔糜烂等等。 在河南三门峡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全村男女老少都是淘金员。他们采用极其原始的淘金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污染，更危及了自身的健康。他们把淘来的金沙，用汞进行提炼，然后在密闭的居室内提金。曾有一户四口之家，由于在室内提金至使空气中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170倍，造成全家急性汞中毒、一人死亡的悲惨结局。 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蔡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受卫生部委托摄制了一部专题片《 警钟》，因此有机会在全国各地看到许多野蛮作业的场所、方式及因此给就业人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焦虑地说：看到被尘肺、汞、锰、苯等有害元素侵蚀的病人，真叫人惨不忍睹。大到北京、上海、天津，小到贵州的乡村、温州的巷子全都有。 1993 年11 月19日，深圳一场大火，84 人在火场中成了冤魂。“三资”企业职业危害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 在深圳大火之前，一家香港独资的雨衣厂也发生了火灾，72 人命丧黄泉； 蛇口一家外资玩具厂为了完成订货，把工人锁在车间里连续干了三天三夜，结果至少有30 名妇女累垮了； 1992 年2 月，大连皮口第一服装厂, 为大连新西兰雪圆毛料品有限公司进行来料加工时，因广告衫面料逸散出有毒染料物质，致使42 人中毒； 珠海市三家外资玩具厂先后发生数起二氯乙烷和甲苯、二甲苯中毒事件，中毒人数达81 人，8 人属中毒性脑病。4 人死亡； 秦皇岛市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未经卫生监督审查即投产，第一天就发生12 人二甲基乙酰胺中毒。 1992 年，大连曾对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的122 家企业进行调查，无一家经过当地卫生部门的预防性卫生监督。接触各种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职工有7039 人。广东对特区657 家涉外企业进行调查，只有26 ％在投产前经过卫生审查，引进设备时配备了必要防护设施的仅占28 . 4 % ；70%的已投产“三资”企业没有按规定对工人进行就业前体检。 一份份情况反映逐级上报最后被送到了卫生部，人们焦急万分：近年来发展的“三资”企业，虽给国内市场增添了不少繁荣景象，但也严重地存在着职业危害问题。《中国妇女报》专门撰文剖析其原因，由于我国卫生监督法规不配套、不健全和监督检查不力，一些境外投资者钻此空子，以技术保密为由，通过代码、编号等，将一些在国外明令禁止使用的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输入我国。而为了吸引外资，一些地区不顾对方生产条件、性质大开绿灯，卫生防护的“三同时”规定形同虚设，因此，“三资”企业接连不断发生事故是必然的。 美国最大的一个苹果出口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调查中国人吃苹果的习惯。这在我们青来是小题大作，其实不然，调查清楚了，他就能确定选择什么品种的苹果、以何种方式投到中国市场才好销售。他说：如果有三亿中国人吃我的苹果，那我就等于拥有了一个欧洲。他的话代表了所有境外来华投资者的主要心态。为什么日本的豆腐要远嫁中国，一个经济学家说：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及优惠的税收。可我国一些地区大概是穷怕了，为了拉住外资，顾不上看清自身的优势，可以不要原则。以利润实惠为第一的一些外商自然看透此种心态，借机丢掉道德，不顾国际惯例，只要能减少他的开支、降低产品成本、赚更多的钱。 前不久，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斋藤来我国卫生部座谈国际公德问题，谈到外企来华赚走利润、留下危害有损职业道德时，他说这关键在你们国家自己，引进外资时就应依法把关。卫生部的一名官员说：这话叫我这辈子都难忘。他这话有为外企推托责任的一面，但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我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为抓牢外资这个“财神爷”、不计后果的事例。 沈阳一家日用化工厂的一名女工，在清洗玻璃器皿时，由于未将器皿洗干净，老板检查后，竟让这名女工当众人舔干净。 厦门进维企业有限公司规定每月30天工作日，全厂800 职工不满此规定，罢工3 天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老板非但不采纳，反将800 职工全部开除。同时贴出招工启事，社会上待业人员纷纷前往应招，在厂门前发生了被辞退工人与应招者之间的互殴。 厦门市独资企业工会联合全主席王长琪，为组建工会得罪了港商，港商要求市里撤销王的职务，于是这位民主选举的工会主席，未到离任期就被调离了。 福建省劳动局局长率队到外资企业检查，竟被拒之门外，“三资”企业在一些地方已成了不可侵犯的“圣地”。 两年前，我国卫生职业病防治专家就呼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搞活的同时，应对“三资”企业中我国公民的健康高度负责，加强相应的立法和宏观管理。如今这一个个事例告诉我们，职业危害已到了非控制不可的时候了！ 一位政府官员曾讲越是发达国家，职业卫生立法和管理越健全、越严格。从世界其它国家情况看，职业危害的控制都是通过国家强有力的立法来实现的。对引进项目进行职业卫生审查把关完全是国家主权和政府的职责所在，不会因此而影响投资环境和外商积极性。 1992 年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阴法唐带领10 位人大代表奔赴山西、上海、浙江和贵州、广东、山东考察职业病防治、管理状况，说：加快立法已迫在眉睫。 孙婉钟：国家制法是控制职业危害最重要的手段，这个法早立就主动，危害造成的损失可能就少一些，晚抓就被动，职业病将继续发展，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王厚德：“三资”企业中工会建得很少，基本上没有建工会，而按工会法是必须建的，问题是现在有的主管部门不抓这个问题，怕外国人、资本家不来投资。我看要端正这个态度，为了一点投资，而不顾工人死活的事坚决不能做！ 王伟：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情况十分严重，必须加快立法。 陆达：职业病的问题，买际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抓职业病，首先要立法，还要有严厉的措施，完善的监督制度。 马耀骥：建议为了加快国家立法速度，成熟几条，先制定几条。 陈伦芬：这个问题不能只图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确实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健康的问题，尤其是慢性中毒，父母对下一代的影响，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国家命运和前途。 傅英杰：我们严格检查不够，把关不够，是由谁来把关，我希望要在组织上落实才行。 10 位人大代表深入六省乡村，一路所见使他们慷慨陈辞，从而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条例的制定已迫在眉睫，从上至下，从百姓到卫生部重要官员已汇成了最强音。《 九十年代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规划纲要》在此背景下出台，纲要说：七十、八十年代严重的职业危害所产生的职业病部分将在九十年代表现出来，据专家预测，九十年代后期我国将进入职业病高发期。 事情的严重性己被社会所共识，但有些人不是采取积极的措施：随国营企业招工制度的改革及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许多企业有毒有害作业都由外来的农民工、季节工等来从事，并且不提供任何卫生防护条件，逃避应承担的保护职工健康的义务。对某矿务局井下的外来工寻踪体检表明，他们多数已成为可疑性尘肺，尘肺病晚发性和长潜伏期可能使他们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发病。到那时他们早已与企业终止了用工合同，治病的负担将落在他们本人及家庭、社会或其它企业身上。现在就有一些流散到社会的职业病人，由于得不到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甚至有的卖耕牛、卖房子治病，境况非常悲惨。 这是一种职业危害的转嫁行为．近年来这种危害转嫁正从城市向农村、从国营企业向乡镇企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境外向我国境内，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如果不尽快拿出有效的办法制止这些行为，那么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职业危害后患这个“大包袱”最终将由国家背负起来。如此重负如何前行？ 1992 年9 月，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在人民大会堂对在京的部分人大代表和新闻界说，控制职业病的关键在预防。同年一部综合性、适合现阶段国情的《职业病防治法》 草案出台并到各地征求意见。 一位卫生部官员说得不错，市场经济其实是法制经济，我们的职业病防治也应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管理轨道。用法律确定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用法律严格规范任何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在扩大自主权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承担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北京重型机械厂新上了一个喷镀工艺，因技安科没有认真、仔细把工作做到家，不久就接到八名工人上告的法院状子。 喷镀工艺中有大量砷释放，当班工人一开始有不适反应就告诉了技安科，技安科买了防护口罩发给这个班组的8 名工人，但没说明此工种的危害性。8 个工人戴口罩作业一段时间后，均有轻度头昏、乏力的反应，经检查，尿中均有较高含量的砷。 其中一个工人跑劳保用品商店去询问，回答，此种口罩并没有防毒、防砷的功能。8 名工人愤怒了，联名写了一份状子： “第一，厂方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该工艺有砷污染； 第二，所发口革根本没有防毒、防砷的功能； 第三，要求赔偿。” 此事对本文的开头是个安慰，现在一部分工人不仅开始知晓了职业病危害的常识，而且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了。 陶永娴这位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搞了一辈子的职业病预防研究工作，听到这事非常欣喜：我做了一辈子的研究和防治工作，呼吁法人重视，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但最根本的还是自己重视，自己会保护自己。 北京通县有个建华化工厂（现已查封），其实是个只有4 人的家庭作坊，一个大棚、几口大锅就是厂房和设备。该厂生产稀料的配药量均由这家之长用嘴说多少就是多少。但之所以有销路，关键在一吨1000元的回扣上。印刷机械四厂的采购员受不了这一1000的诱惑买了“无苯稀料”, 致使厂里13 名工人急性中毒送进了医院。经查，产品虽标“无苯”，实际含苯达60 ％。事发后，利欲熏心的人自然难逃法网。但专家介绍，每年因急性中毒事故死亡的人有2 / 3 是由于假冒伪劣产品之害。这类事情何时能了。 职业病危害若要得到有效控制，还有赖于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我国已提出90 年代职业病防治工作纲要，并正在加大立法步伐。今后，对每一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你就失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