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瑞勇：电机维修电击，右手截肢，为工作付出惨痛代价。（图／何经泰摄／火盟提供）

文／顾玉玲

     「每十五秒，就有一名工人死于工作伤害或职业病；每一天，有6300名工人在劳动现场死亡；每一年，高达230万的工人告别所爱出门上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2016年4月28日国际工殇日的宣传文案，海报上有星星点点的烛光，照亮暗室，提醒全世界的工人，无论在职场、小区、工会、城市广场，以点灯、燃烛、脱帽、静默、降旗或其他象征性仪式，向亡者致哀，为生者奋战 「mourn for the dead, fight for the living」。

     除了公开悼念，428工殇日更以集体行动争取职场安全：对加害者的究责，要求各国政府落实工安法令，加重对不肖雇主的职灾民刑事处罚；对受害者与劳动者的保障，争取工人自主参与工会的自由，以组织力量支撑工人得以拒绝危险工作，免于职业伤病的威胁。

     在台湾，每年有5万多名劳动者因工作伤亡：他们或是从鹰架坠落的外籍营造工、或是晚上还在念夜校的送货小弟、或是电子厂长期接触有机溶剂而癌症缠身的单亲妈妈、或是乱流中仍巡视乘客是否系紧安全带而跌断脊椎的空中小姐……工人在一场场经济内战中失去性命或健康，而教科书、纪念堂、或建设成果报告里，都找不到他们的姓名！

     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职业灾害多半来自「获利」与「受害」二极对立的生产关系中。找得出证据的如安全卫生设施不足、生产工具老旧、职场污染超标；举证无门的如加班、赶工、过劳、责任制、拼绩效奖金、工时弹性化、雇佣关系派遣化、职灾责任外包化；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管理机制，都一致指向降低生产及劳动成本，以追求最高利润的市场竞争逻辑。

     工人付出劳力的生产成果增加社会财富，但企业利润却归私人所有，这正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过往薪资追不上物价指数、产假特休假被刁难苛扣……等劳动现场上不时出现的怨怼，工人们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当职灾严重到残害肢体、器官、甚至是血肉性命时，这个隐忍的闸口就到了极限。若雇主以其资力、资源而逍遥法外，
     职灾工人求偿无门，劳动政策不堪依恃，司法也无济于事，受害人该如何解释这样扭曲的因果报应呢？

 

▲每一名工殇者都造成家族难以抹灭的伤痛。（图／何经泰摄／火盟提供）

      不只一次，我听见工伤者转而吃素、拜佛、退缩、自我否定：「我这辈子做人做事都很认真啊，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想来想去，应该是，我前辈子造了什么孽？」
阿英在台湾最负盛名的老牌保险公司当收费员，职灾后因保险业的雇佣关系难以界定，公司却什么补偿也没给却全身而退！好长一段时间，她到医疗复健的同时，还要挂精神科的门诊，治疗伤后持续多年的忧?症。「造孽」是阿英再三挫折后对现实处境的最终诠释。

      「我又不是做坏事，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才受伤的啊。」阿英私下怨叹，还是认命地在住处顶楼加盖小佛堂，日日拈香念经以赎前世罪愆……

      但犯罪的人根本不是她！我只觉怒气翻涌，止不住全身发抖。这是什么样残酷不仁的社会？加害者无以指认，受害者只能回身自责、自伤、自怨自艾。整个政策、制度布下天罗地网逼弱势者走投无路，建构并强置职灾工人的二度伤害。

      台湾社会对工伤的轻忽、漠视，欠缺一种公共的说法，以定性工人受苦、受害的源由，撑起劳动尊严与价值的社会意义。为国捐躯的战士、为民牺牲的烈士，都有殊荣伴终。但工作伤害呢？虽是分分秒秒的职场杀戮，却因其零星、个别地出现，而未引起等值的重视，甚至被视为工作的必要风险，只凭运气丢给个人承担。

      分明是为社会贡献、劳动，但生产成果的利润归雇主私人占有，似乎也一并抵销了劳动的公共性。客观的政策制度没有相对应的究责，堵住了受苦的人无以控诉，同时也为未来的伤害预留伏笔。

      1986年，加拿大劳工局率先订立4月28日为全国工殇日，至1996年，联合国劳工会议正式通过428为国际工殇日，全世界有168个国家在这一天同时展开对职灾伤亡工人的追思行动。在工伤运动努力多年的推动下，台湾终于在2002年正式实施「职灾劳工保护法」，第39条明订「政府应建立工殇纪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为工殇日，推动劳工安全卫生教育。」

      对生命的珍惜与看重，是度量一个社会进步与成熟的重要指标。集体的追悼若能承担痛楚与反省，个别的创伤才会获得抚慰。如果职灾伤亡被公开追悼、祠以国殇，结构性的矛盾与不公才有机会被揭露，工伤者就如同普渡公众的菩萨，带给社会对生产结构的检讨与改变，以阻挡更大的伤害继续发生。

      规划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从来就应该是安全就业、平安劳动。



●作者顾玉玲，「社运工作者，现为「人民火大行动联盟」成员，「台湾公卫促进会」理事，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