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工人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规模、持续的时间、蔓延的范围和对劳动关系稳定造成的影响都是空前的。事件特点在于：诉求以涨薪为主，手段以停工、罢工为主，类型以自发为主，扩展速度快、范围广。 劳资之间在一系列劳动条件上对立，对立的焦点集中在工资上。作为老板为了利润和应付激烈的竞争必然要控制和压低工资，作为工人为了生存和应付高涨的物价必然要稳定和提高工资。态势和结果主要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斗争。资方力量主要来自于对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及自身组织性。劳方力量主要来自于维权的客观条件（劳动力供求比）、维权的意识（对自身利益诉求和实现利益诉求渠道的认识）和能力（工人集中、稳定和文化水平）。这种斗争是一个历史过程，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划分为不同阶段，呈现出稳定和动荡的不同特点。 改革开放初期，港资率先进入珠三角，各地农民工陆续来到广东，市场化劳动关系开始形成，其后二三十年是典型的强资本弱劳工时期。由于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工人分散、流动，文化水平低，处于明显弱势。资本依仗所有权、管理权和政府的支持，处于明显强势，全方位进攻工人利益。工资低、工时长、劳动保护严重不足、人身侮辱、体罚不一而足，工资被压低到不足发达国家水平的4%，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这一时期的农民工都有务农的经历，在把工资与种田收入相比后，尽管工资不高，多数仍予接受。少数外出多年的打工者，虽深感工资过低，但没有办法。此时劳动力供过于求，罢工、停工不仅对老板形不成压力，反而会给工人带来失业的灾难。老板可以通过开除罢工者再招新工人的办法，轻易战胜工人，因为此时老板若招二十名工人会有二百人应聘。工人弱势必然招致资方的步步紧逼，资方不仅压低工资，还要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甚至年底卷款逃走，让辛苦一年的工人分文不得。工人的忍耐是有底线的，他们的底线是“工资低可以忍受，但干了活，不给钱不行，一家老小在等这笔救命钱。”为了守住这条底线，工人开始了“讨薪斗争”，讨薪成了这个阶段劳资冲突的基本内容，它反映了劳动关系的过度失衡。这一时期存在着资本对工人利益的严重侵害，但劳动关系总体上却是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劳资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即资方的强大与劳方的软弱。这种稳定是暂时的、脆弱的。 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工人的力量会不断提升，自发维权活动会不断加强，在工资问题上会转守为攻，劳动关系会自然地趋向于不稳定。 首先，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人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少，农村可供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日渐枯竭，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逆转。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吸引外资潮水般地进入中国，外资的进入又吸引农民工潮水般地进入工厂。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的劳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笔者所在单位曾在近五年中对农民工数量进行过持续调查，基本情况是：在中国农村的八亿人口中，18—50岁的精壮劳动力，也就是可以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约在四亿左右。这些人中有六千万左右虽然进城了，但他们并没有打工，而是经商、从事手工业、上学、当兵等。还有七千万左右50岁以下的中西部已婚妇女，她们因要照顾老人、孩子、病人无法远出打工。因此，中国农村能够进入二、三产业打工的精壮劳动力也就在2.7亿左右。在中国工业发展需要的农民工在2.7亿以内增长时，似乎这些廉价劳动力永远供大于求，一旦超过2.7亿这个界限，“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就暴露了。2004年后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开始出现，金融危机以来劳动力供不应求已经非常突出、紧迫了。有人说：农村还有1.5亿劳动力。不错，但这些人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在目前中国农民工打工模式（即可以进城打工，但还不能进城安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是很难充当工业劳动力的。这些中西部农村妇女要照顾家庭、老人与孩子，加之打工地过于遥远，她们无法进城打工。而老年劳动力即使进城，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严重缺工领域也不会雇用他们。现实告诉我们，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在中国已经开始了。随着外资的持续进入，工业的持续发展，这一点会表现的越来越尖锐。劳动力供大于求，曾是工人与资本斗争中处于弱势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供求关系的逆转必然推动劳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转化。 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重化工业、大型企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工人的集中程度、稳定程度大大加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港台及东南亚各国企业以轻纺、玩具、服装、鞋帽等行业的小型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小，工人分散，管理水平低、待遇差，导致工人频繁流动。分散、流动使工人难以形成有效的维权力量。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我国加入WTO之后，西方跨国公司、五百强企业纷纷进入中国，重化工业、汽车工业、机器制造业成为了进入中国的主体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以大型、特大型居多。大型、特大型企业工人高度集中，数万、数十万工人聚集在一个企业中。大型、特大型企业要求生产平稳，人员流动率低，加之其管理水平较高，福利待遇较好，工人队伍比中小企业明显稳定、集中，使工人力量成倍增加。稳定，便于工人之间加深了解和联系，便于总结维权经验。集中、稳定程度的提高，客观上加强了工人在劳资斗争中的能力和力量。 再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比重不断加大，推动农民工整体的维权意识快速提高，涨薪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导诉求。农村劳动力进入企业后，维权意识自然会逐步提高，但促使其出现质的飞跃是内部结构的根本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的农民工，被称为一代农民工或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前身是农民，有过农村种地为生的经历，文化水平在小学或初中。他们大多立足城里打工农村安家，打工的宗旨就是挣钱养家。这种经历与观念导致老一代农民工长期以来忍受低工资，靠加班加点增加收入，诉求集中在“干活要给钱”，而不是“涨薪”上。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工内部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崛起，逐步取代老一代。他们先是成为农民工队伍中的多数，现在是主体，以后将是全部。新生代农民工也称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特点在于他们本质上不再是农民的孩子,而是工人子弟,基本上没有农村种地的经历，人生轨迹就是从学校进工厂。这决定了他们必然把人生之路定位于城市发展，人生追求定位在实现个人价值。在城市生活和发展，自然就要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和高物价，相形之下工资就显得格外低。要实现人生价值，本能就会排斥过度加班；而加班减少，又必然暴露基本工资的低微。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和追求使他们对工资水平过低非常敏感，容忍度很低。加之他们文化水平远高于父辈，大多数人的文化在中专、技校、高中水平，还有部分大专本科毕业生。他们可以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工具，经常把自己的工资与城市人的收入、企业效益、物价上涨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低工资的不满，强化了对涨薪的期待。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加快取代老一代农民工，农民工的整体诉求发生了根本变化，“讨薪变成了涨薪”。在耐心等待、跳槽流动不能达到目的后，一部分人很自然地会走上产业行动之路。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人的维权条件、维权能力、维权意识与诉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劳资力量对比的天秤必然向工人一方倾斜。劳方力量的增强，使劳资斗争的攻守态势出现转换，在一些劳强资弱的行业和企业中，劳方的攻势开始了，市场化劳动关系开始呈现出不稳定的趋向。 从工运史中我们能看到，当工人提出涨薪诉求时，多数老板不会轻易答应，工人必会向老板施压，施压手段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是罢工。罢工是工人在与资本斗争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经济斗争的基本方式，利用工人人多、集中、利益一致、组织纪律性强等特点，把集体停工作为手段，把涨薪作为目的，把停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作为向老板施压的筹码。工人以罢工的方式要求涨薪，意味着工人在劳资斗争中转换到了进攻一方。长期以来，工资都是由资本单方决定的。例如，老板向工人宣布：“一个月八百，同意就干，不同意就走。”以往工人只有消极接受。今天的工人以罢工方式要求涨薪，意味着“八百块，我不干，但我也不走。你必须给我涨钱，否则，就不要开工。”罢工涨薪实际是工人对老板单方工资决定权的挑战和进攻。工人运用罢工手段要求涨薪，只能说明其维权意识和能力有了提高，并不能说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变化。力量对比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标志是罢工结果的成败。罢工、停工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工人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老板的态度，是采取闭厂、辞工的产业行动，还是让步妥协。从中国当前多起罢工、停工事件来看，老板让步妥协者居多。出现罢工、停工企业的老板大多以涨薪了结事端，大量将要发生罢工、停工的企业也是用涨薪来躲避事端。老板让步妥协的结果就是罢工涨薪的发展蔓延，形成媒体所言的“罢工潮”，“涨薪潮”。老板们为什么不反击而一味妥协呢？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用工荒”、“招工难”不仅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肆虐，在中西部地区也同样严重。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状，尤其是普工的缺乏，使老板不敢轻易采取开除罢工者的极端措施。一旦开除罢工者，短期内又招不足对口的工人，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瘫痪、破产。再有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有别于全世界的不景气，仍处在上升阶段，多数企业，尤其是外资大企业效益好，利润高。正是由于劳资对抗的风险过大，让步妥协还有空间，“涨薪”就成了多数老板既无奈又主动的选择。 今年以来，全国一些地区出现的“罢工潮”、“涨薪潮”，深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转入市场化劳动关系以来，劳资力量对比格局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劳方的力量已显著提升。今后我国经济还要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还要大力推进，工人维权的客观条件、主观意识和能力还会不断加强，力量还会继续提升。今后一段时期工人通过罢工、停工来争取涨薪的事件还会发生，甚至更多地发生，并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造成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稳定。 所谓“罢工潮”、“涨薪潮”，实质上是工人一种自发的维权行动。这种自发的罢工涨薪行动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工资长期过低、增长过慢，在劳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工人通过产业行动要求涨薪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