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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劳动保护工作的开拓者苏毅勇

发布时间:2016-04-29来源:《劳动保护》2009年12期 作者:安之康信息咨询中心 点击:286次

  男人能做到的 女人一样能做到


  1932年9月29号出生在河北涞源的苏毅勇,从小就喜欢看书。她最欣赏的人物就是花木兰。1947年,苏毅勇15岁初中毕业以后,毅然报名参军。由于她年纪小,被分派到冀热察爱国公学学习。在战争年代,在冀热察爱国公学学习也是参军的一种形式。正是在这里的两年学习,使得苏毅勇接触到大量的革命书籍。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特别是原苏联的一大批文学名著,给了她极大的鼓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对她影响至深。她决心向保尔•柯察金一样,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947年全国土改运动开始。为了配合土改,学校排演了话剧《白毛女》,个子高高,性格开朗的苏毅勇被选中去演喜儿。演完以后就被察哈尔军区战胜剧社点名选进了剧社,进了编导组。1948年张家口解放,苏毅勇跟随剧社进城,在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当上了宣传干事。
  1953年,苏毅勇被部队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劳动专业课程。电工、化学、机械、锅炉等一系列课程,让苏毅勇对劳动保护科学有了入门的概念,也为她今后40年从事劳动保护工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大学的学习,让苏毅勇有机会涉猎很多领域的书籍。她最喜欢读的还是一套鲁迅的作品。鲁迅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硬骨头精神,敢于对抗黑暗势力、敢于拼搏、不怕牺牲的一生,正是苏毅勇的人生追求。她用自己微薄的工资,集齐了一套鲁迅全集。
  1955年7月,苏毅勇从人大毕业了。劳动部从全系100多名毕业生中挑选了3名成绩突出的学生,苏毅勇就是其中之一。
  在劳动部保护局工作一年后,苏毅勇当上了毛齐华副部长的秘书。跟随毛部长4年时间,苏毅勇开阔了眼界,能吃苦、不服输的精神也让她在业务上提高得很快。

  康永和部长称她为“女秀才”


  “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潮铺天盖地。劳动部门人员解散,企业的安全管理遭到全面否定。谁要是提安全,就是活命哲学,就是保守,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说成是管卡压。在这种环境下,各类生产事故和职业病频繁发生,形势严峻,全国面临建国以来的第2个事故高峰。此时的国家劳动总局中的劳动保护局刚刚由原来的保护小组恢复,人员只有3人,苏毅勇担任综合处处长。面对着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苏毅勇心急如焚。对企业事故的调查表明,违反劳动纪律、工人上班打群架,缺乏安全管理人员,生产现场没有安全操作规程,都是直接造成事故的原因。如果企业连规章制度都没有,就是安全最大的隐患。苏毅勇向康永和部长反映,作为主管安全生产的部门,抓好安全工作,保护工人安全健康是我们的责任,应立即向中央报告。苏毅勇的想法得到了康永和部长的支持。她随即动手起草报告,汇报了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严重现实,如事故的严重状况,职业病的发病趋势,目前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尖锐的提出了几条意见,包括要建立劳动保护机构、重整企业纪律,要恢复有效的规章制度,对事故责任者一定要处理,对事故企业要查处领导的失职。报告写好后,以国家劳动总局的名义发给中央,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中共中央很快给予批复,毛泽东主席看了,亲自在上面签阅。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这部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安全生产摆上重要日程,检查安全生产的思想、制度、纪律和领导,发动群众批判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劳动纪律的教育,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严格组织纪律和严肃处理事故。这是文革后出台的安全方面第一个中央文件,它对于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重视安全生产工作,预防事故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部文件出台后,康永和部长一见到苏毅勇,就亲切地称呼她“女秀才”。

  会要钱的局长


  1983年,苏毅勇担任了劳动人事部劳动保护局局长。此时的劳动保护工作,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一样,百废待兴。改善企业劳动条件、进行技术革新改造,一桩桩一件件,各项工作都要上马,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苏毅勇上任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经委技改局申请经费,重新恢复断档多年的劳动保护技措经费。而当时经委技改局已明确劳动部门技措经费不再保留
  苏毅勇多次找到技改局领导,都没有结果。这天,她再一次来到经委技改局,汇报劳动部门面临的困境,坚持申请技措经费。技改局的领导告诉她,中央今天将要对各项经费最后定盘,并建议她最后找分管技改局的副总理朱基试试看。苏毅勇出了门,毫不犹豫,直奔朱总理办公室,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朱基。在汇报了目前全国生产事故、职业病高发的情况后,恳请朱总理在技措经费方面给予支持。苏毅勇特意提到过去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每年2000万元用于解决尘毒危害的技措经费。朱基马上指示,找到周总理的批示,向中央反映。苏毅勇立刻返回部里,多方查找资料,连夜送到朱基办公室。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一夜无眠的苏毅勇又等在朱基办公室外。秘书一上班,就告诉苏毅勇,技措经费批下来了。每年给劳动人事部5500万元的技措经费。苏毅勇高兴得又是一夜无眠。
  有了第一年的5500万元经费,劳动人事部很快选定了2个中等工业城市进行尘毒治理试点。在南方选择苏州市,北方选择牡丹江市。 苏州市在化工、机械、轻工、建材、电子系统70家企业中确定了88个重点治理项目,投资1627万元进行改造。经过治理,苏州市的尘毒危害状况得到很大改善,1984年被评为安全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牡丹江市结合企业技术改造和节能改造,几年来共投资5654万元,重点治理了99个尘毒项目,使1.9万多名工人从尘毒作业中解脱出来。1984年,有278个尘毒点经过治理达到合格标准。

  解决编制问题需要毅力和勇气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发展逐渐加速。而与之对比的是,劳动保护监察系统力量薄弱,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省劳动保护监察队伍明显缺失,大部分省的劳动部门只有5~6名劳动保护监察人员,最多的上海市也只有十几人,与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不相适应。
  1983年,劳动人事部缩减编制问题。根据中央编制委员会意见,劳动人事部将撤销锅炉局。苏毅勇曾多次随同部领导去中编办反映劳动保护监察干部力量不足的问题。因为各部委都有同样的反映,中编办没有给予回复。
  为了让中编办的领导真实地了解劳动部门的现状,在劳动保护局1983年组织的一次特大事故座谈会上,苏毅勇请来中编办两位领导出席。各省市分别介绍了重特大事故的原因,其中重要原因是安监部门监察力量不足,对企业的安全监督与指导得不到保证。会上还对比了发达国家安监人员的配备情况,使中编办的领导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差距。
  1987年12月,劳动人事部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了《全国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技术开发展览会》,展出了安全系统工程、人机工程、微机在劳动保护管理和监察方面的应用产品,安全生产、防尘防毒新技术、新工艺,劳动安全卫生监测、报警的新仪器、新装置3000多件。国务委员张劲夫、副总理田纪云以及公安、建设、卫生等部门的领导参观了展览。会上,苏毅勇专门陪同中编办的领导,使他们了解劳动保护领域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在不断扩大,对人员的需求问题应尽快解决。
  靠着这股韧劲,自1983年起,苏毅勇为劳动保护监察队伍争取到6000名编制,并在随后几年使人员编制不断扩大,至1987年达到1万多人,加速了监察机构和监察队伍的建设。

  五大体系保障监察工作


  从事劳动保护工作40多年,苏毅勇不仅参加了各类重大事故调查处理,技改措施审查验收,劳动保护重大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制订,还组织创建了劳动保护法规体系、劳动保护监察体系、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体系、检测检验体系、劳动保护科研体系。对于创建这五大体系,苏毅勇认为,作为劳动监察部门,要完成国务院交给的代表政府监督企业,保护职工生产安全的任务,需要法律的支撑,因此,首先是要立法并出台配套标准。其次,要有一支既懂专业、又懂法律、具备一定政策水平的队伍完成监察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还要针对监察人员不断开展继续培训教育,更新技术、更新法律知识,就要建立宣传教育体系(机构);安全监察人员在现场检测检验,还要有标准、技术、手段、设备一系列的体系支撑;解决监察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需要科学技术做后盾,要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五大体系的建立,使劳动保护监察工作有了目标,监察有了手段,监察队伍有了活力。
  谈到自己所经历的劳动保护事业发展的40年,苏毅勇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作为劳动保护监察的任务必须明确。解决劳动生产中的安全健康问题是劳动安全监察人员的职责范围。在此范围内,进行明确分工,充分发挥劳动部门、企业、工会的职责,工作就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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